4月23日是第31个世界读书日,今年4月第四周又是第一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在历史上,山东有一座城市堪称读书之城,即明清时期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畅通而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教育普及,被称为“江北一都会”的聊城。
□刘永加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畅通,给聊城带来了交通之便,北通京师,南连三吴,“漕挽为咽喉,天都之肘腋”,聊城被称为“江北一都会”,经济发展迅速,同时,文化教育相应得到普及,一时间,作为东昌府驻地的聊城私塾遍布、书院林立,聊城士子遍及朝野,同时出现了众多书香世家和藏书家,人们热衷于读书学习,进而带动了刻印出版业的繁荣。
读书痴迷,书写传奇
聊城位于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会通河段)核心位置。在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大运河成为南北物资、人才、信息流动的“黄金水道”。官宦、商旅、文人学子经此频繁往返,不仅带动了聊城的经济繁荣,也使之成为南北学术思想交会之地。运河通航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当时聊城的许多文化世家学风日盛。
明代聊城人朱延禧自幼读书用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进士。他先任翰林院检讨,后升任礼部右侍郎,并充任日讲官,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任日讲官时,因陈述得体,被熹宗称为“讲官第一”,累官至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最传奇的是聊城人傅以渐,他从小悟性极高,勤奋好学,每日燃灯夜读。但其家境贫寒,家中灯油有限,常常是灯油用尽,无法继续读书,为此,他很是苦恼。不过,好读书的他,总能想出读书的办法。晚上有人挑灯摆摊,傅以渐就前去借光读书。离他家不远的一座寺庙,夜间灯火通明,同样也留下他夜读的身影。住持见他读书专注、淡定自若,认定他将来一定能成大事,就专门为他燃灯,供其夜读。就这样,傅以渐得以博览群书,学业大进,在院试、乡试中榜上有名,最终在清顺治三年(1646)考取状元,书写了一段传奇故事。
聊城历史上还有一个爱读书的典范——邓钟岳。邓钟岳幼时家境尚可,其祖父邓秉恒为官,父亲邓基哲也很有学识。他们家在城南建有一处园林,里面建有藏书楼,有大量藏书,这里成了邓钟岳的读书好去处。但好景不长,邓钟岳的父亲较早去世,他不得不操持家务、抚养弟弟妹妹,指导他们读书学习。虽然家务较多,邓钟岳并未放弃读书,对四书五经特别是《易经》,他一遍一遍地研习,一有心得,便马上书写下来。清康熙六十年(1721),邓钟岳进京赶考,殿试时名列前茅,为当年状元,后终成一代名臣。
清康熙年间的聊城人任克溥刻苦读书,中进士后,官至刑部左侍郎,后回到老家聊城隐居。他用积累的俸禄兴建了一座绮园,设书房与后花园,在此环境中“读书写字,督课子孙”。此外,他将家中田产收入陆续资助地方建设学校,助百姓子弟读书,而且他亲自去学校讲课,进一步助推了聊城的读书热。《聊城县志》中这样记载:“克溥孝友性成,读书忘倦,急难好施,家居二十余年,捐偿学庙等,祀乡贤。”
藏书大家不断涌现
明清时期聊城的读书热,同时带动了藏书热。当时的耕读家庭和文化世家,或为子弟读书学习,或为自身爱好,或为传承文化,纷纷建起自己的藏书楼,有的收藏图书数十万册,其中就有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
聊城的私家藏书起源于魏晋南北朝,发展于宋、元,繁荣于明、清。千余年间,聊城出现的著名藏书家有六十余人,代表人物有于慎行、邓钟岳、王曰高、杨以增等,他们借助运河交通的便利,把南北各地搜集到的图书典籍运回家乡聊城。
明清时期聊城藏书家的藏书丰富,不仅多金石、字画,还有戏曲、医籍、经藏、甲骨文及先贤典籍等各种专藏,在藏书数量及质量方面达到鼎盛,且多抄本、刻本、善本甚至珍本、孤本,还都多加校雠,比较准确,从而为保存、整理和传播古代文献作出了贡献。
聊城杨氏一族从道光年间开始收藏图书,建起了著名的海源阁,先后传承四代,历时一百多年。
海源阁的第一代主人叫杨以增,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以嗜书闻名于世。清道光年间中进士,先后任荔波、贵筑知县,后升任两淮盐运使、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他在江南做官时,江南藏书最盛,因战乱等原因散失民间,杨以增抓住机遇,先后购得十万卷,通过运河运回家乡聊城。为了收藏这些图书,他建起了海源阁,分别收藏,楼上为宋、元精版,楼下为充宋、充元、明版、殿版、手抄本。
杨以增的次子杨绍和与父亲一样酷爱藏书,精于版本目录之学。他继承了杨以增的藏书事业,并广搜海内善本,扩充库藏。同治初年,杨绍和在北京为官时,购得大批乐善堂藏书,运回聊城,甚至将海源阁书库塞满还无处安放,他就将部分藏书移放于城郊的私家园林陶南山馆中。海源阁藏书楼的藏书突破20万卷,一跃成为与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湖州陆氏皕宋楼、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并称的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
刻印出版蓬勃发展
聊城的读书热和藏书热,自然带动了刻书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明清时期,聊城成为江北刻书印书行业的中心之一,一时出现了书庄林立、刻印繁荣的景象。这与山西平阳府大批移民人口带来的雕版印刷技艺也是分不开的,
据史料记载,聊城刻书业在明代中后期开始萌芽,清康熙年间已有多家书庄作坊,到了乾隆年间,书业逐渐繁荣起来。乾隆年间,聊城的雕版印刷古籍有东郡二酉堂刻印的《应制体诗》《唐诗灵通解初集》,东郡锦文堂刻印的《新镌对联锦囊》,文英堂刻印的《今诗合刻试律浅说易知集》,崇文堂刻印的《崇文字汇》,三友堂刻印的《增补四书左国辑要》等。
清嘉庆、道光年间,聊城的刻书业更是达到鼎盛阶段,出书有文蔚堂刻本《紫阳易经》、文筠堂版本《时艺阶》、宝书堂刻本《铜板五方元音大全》,书业成印有《周礼精华》《古文释义新编》,叶氏书林有《墨谱》《制艺简摩集》,经余堂出过《诗经体注图考大全》《四书补注附考备旨》等。
清末,聊城设立东昌中学和东昌师范等学校,更是带动书籍、纸墨类行业日益兴盛。通过当时的俚曲《逛东昌》,就能感受到聊城印书业的繁盛:“书铺开了几十处,刻版印书销四方。四大家名声通四海,贸易远达黑龙江。首屈一指书业德,宝兴、有益、善成堂……书店事业冠全省,各地书贩奔东昌。”运河沿线的码头如聊城东关等吸引了各地商帮聚集,商业资本介入刻书业与书籍贸易,促使本地形成了集图书生产、流通、消费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链。清代聊城的书坊将书籍销往各地,正是依赖于“运河—海运—内陆”的商路网络。
到了光绪年间,宝兴堂、有益堂、文英堂、崇文堂等大中型书庄不断出版大量图书,销往大江南北,给聊城增光添彩。
中小型书庄也纷纷亮相,分上一杯羹,其中,万育堂出过《增补寿世保元》《小儿推拿广意》,书宝堂出过《九章算法》《医林改错》,诚善堂出过《大圆觉真经》《李翠莲转皇宫》,金善堂出过《论语》《孙膑上寿》《对联大全》,鲍乾元出过《四书五经音韵》等,可见当时聊城出版业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大街小巷、方方面面。
当时,聊城刻书、印书与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齐名。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就指出:“晚清时期,书肆、书坊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
士多才俊,文风称冠
清宣统版《聊城县志》载:聊城“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之冠”。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山东被录取的进士共4047人,状元11人,其中,东昌府所属州县,考中进士290人、状元3人,单是聊城县就有进士55人、状元2人。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聊城确实是“科目鼎盛,贤士辈出”之地。这一切,与聊城的读书热是分不开的。
聊城的耿氏家族,是影响巨大的文化世家之一。据记载,耿氏祖籍馆陶,明宣德年间,耿氏始祖耿邃隶属平山卫军籍,移居聊城。耿家的读书仕进最为显著,其一家就曾出过五个进士。耿邃的曾孙耿明,是明弘治九年(1496)丙辰科进士；耿明的曾孙耿如杞,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进士；耿如杞的次子耿章光,是明崇祯十年(1637)丁丑科进士。到了清康乾年间,耿家出了耿愿鲁、耿贤举两位进士。
耿家“一门五进士”,尤其重视气节教育,耿明、耿如杞、耿章光不仅中了进士,更是皆以忠义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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