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随处可见的燕子,如今少多了。
彩鹮
春日观鸟正当时,恰逢五一出游旺季,正是邂逅飞羽精灵的好时机。抬眼望去,城市街巷里燕巢渐空、麻雀声稀；而野外自然保护区却喜讯频传—朱鹮从濒危边缘复壮至万余只,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实现翻倍。
这份“鸟世界”深度观察,带你读懂这种生态反差:我们身边的鸟类,到底是变多还是变少了?
难觅踪影:身边的“鸟邻居”去哪儿了
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直观的感受是:身边的鸟叫声似乎不如从前热闹了。这并非错觉,而是一个被数据证实的现实。
麻雀昔日曾“无处不在”,今朝却“难觅踪迹”。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1990-2010年长期观测数据显示,北京城区内的麻雀种群密度在近二十年来下降近六成,同样趋势也出现在上海、武汉等大城市。麻雀的减少,源于城市化带来的“三重打击”。
筑巢空间的丧失是首要因素。麻雀理想的筑巢点是瓦片屋顶、屋檐缝隙和土墙洞穴,但城市改造让这些地方不复存在——新建的高层住宅墙面光滑得无处落脚,密封设计则堵死了麻雀的安身之处。
食物来源的枯竭同样致命。以前农村晒粮、城里人家门口撒米都是麻雀的“免费食堂”,如今粮食集中储存、小区地面干净得连个瓜子皮都不留。与此同时,田地大量使用农药导致昆虫数量锐减。据研究,现代农业的化学防治已造成单位面积飞虫生物量下降至20世纪80年代的18%,以虫为食的幼鸟成长率随之大幅下降。
噪音与光污染则构成隐形杀手。持续的车流噪音淹没了麻雀的叫声,干扰它们用于求偶和报警的交流；夜间照明扰乱其生物钟；而数量激增的流浪猫,则直接构成捕猎威胁。
燕子归期已至,为何“缺席”?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这首儿歌所描绘的画面正在现实中褪色。一项2017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74.48%的公众认为燕子数量明显减少。科研人员曾在北京故宫周边进行路线调查,1964年记录到家燕32只,而2000年沿同一条路线调查时,记录到0只。
和麻雀一样,筑巢空间被现代建筑彻底“封死”,同样是燕子减少的核心原因之一。调查发现,在城市化率超过60%的地区,家燕的巢密度下降70%以上。食物链断裂同样致命。燕子是“纯肉食主义者”,一天要捕食数百只飞虫。农田里大量使用杀虫剂,不仅直接毒杀鸟类,更导致飞虫数量锐减,让燕子面临“断粮”危机。
气候变化则成为压垮燕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的调查表明,只有不足一半的成年燕子能在第二年春天成功飞回。近年秋季,东北地区曾出现大量燕子因气温骤降而滞留死亡的事件。
喜鹊适应力虽强,衰退趋势未改。
喜鹊给人的印象一直是“聪明、强壮、适应力强”。喜鹊的巢通常筑在大树上,但随着适合筑巢的大树被大量砍伐,许多喜鹊不得不将巢建在低矮的小树上,鸟蛋被天敌发现的概率随之增加,也极易遭受人为破坏。
不过,喜鹊的城市适应能力相对较强。在一项针对北京居住区鸟类群落的调查中,喜鹊仍被列为优势种之一。这说明喜鹊在城市绿地保留较好的区域仍能稳定栖息,但农村地区的持续下降趋势仍不容忽视。
难逃贪欲: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除了城市化带来的栖息地丧失,另一种更为残忍的威胁,正在将某些鸟类推向灭绝边缘——那就是人类的口腹之欲。
禾花雀从“餐桌常客”沦为“极危幸存者”。
禾花雀的遭遇,堪称中国鸟类保护史上最令人扼腕的案例之一。仅仅在三四十年前,在广东、浙江等南方省份,禾花雀还是一种寻常鸟儿。每年春秋迁徙季,它们铺天盖地掠过稻田,被农民视为“害鸟”。更令人唏嘘的是,它们曾是当地餐桌上的“家常便饭”,是食客眼里的“时令野味”“天上人参”。
正是这种持续数十年的捕食风潮,将这一庞大种群推向灭绝边缘。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统计,从1980年到2015年,禾花雀种群数量累计下降超过99%。2004年,它的评级还是“无危”；到了2017年,因数量断崖式暴跌,被提升为“极危”,距“野外灭绝”仅一步之遥。
2021年,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禾花雀(黄胸鹀)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经餐桌上的“家常菜”,成为不可触碰的“生态禁区”。
禾花雀并非唯一被吃到灭绝边缘的鸟儿,它的“难兄难弟”同样在野蛮的食欲下挣扎求生。
东方白鹳全球数量不足万只,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但在2023年,4名男子为“打野味”,用气枪在农田猎杀了2只东方白鹳,最终分别被判处4年至5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彩鹮曾一度在中国绝迹,2021年刚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2022年5月,一只在四川现身、引来众多观鸟者的彩鹮,竟被人猎杀,原因仅仅是为了“吃野味”。此外,被不法分子冒充禾花雀贩卖的其他鹀类,也同样难逃捕杀命运。这些悲剧反复验证着那句“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鸟儿的命运,就在人类一念之间。
栖息地修复:朱鹮等“国宝”强势回归
当我们为身边常见鸟类的“退场”感到惋惜时,另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正在湿地、森林和保护区中展开。白鹤、青头潜鸭、黑嘴鸥、中华凤头燕鸥、朱鹮等多个濒危物种种群数量实现稳定增长。
朱鹮实现从7只到1.1万余只的“复活奇迹”。
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1981年被重新发现时全球仅存7只,野生种群栖息面积不足5平方公里。经过40多年持续保护,我国探索出“就地保护+人工繁育+野化放归”体系,截至2025年,全球朱鹮种群已增至1.1万余只,野生种群栖息地面积扩大到1.6万平方公里,国内种群已分布到十几个省份。
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实现“五年翻番”。
中华秋沙鸭,这种距今一千多万年前第三纪冰川期残存物种,被誉为“鸟中大熊猫”,对栖息地水质要求极为苛刻。吉林省的监测数据显示,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已从2018年的不足300只增长至2023年的600余只,实现了“五年翻番”。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
广东2025年越冬水鸟监测中,东方白鹳、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数量,均是2024年数量的3倍以上。内蒙古越冬水鸟达16万只,仅赤麻鸭越冬种群就有13.2万只,占全球总数的60%以上；呼伦湖保护区鸿雁数量,从2013年不足600只增至2025年2万只以上。
濒危物种数量的回升,离不开栖息地的系统性修复。
在湖南黄盖湖自然保护区,“巡护+科技+共治”的创新模式,推动水鸟数量稳定增长,鸟儿种类已增至156种。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我国目前有鸟类1500余种,约占世界鸟类总种数的六分之一。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几乎覆盖我国全部领土和领海。
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徙通道重要栖息地,对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开展保护修复。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中,三江源国家公园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
冰火同源:鸟儿的命运,取决于人类
一边是常见鸟儿难觅其踪,一边是珍稀鸟类强势回归——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趋势,实则源于同一个问题的两面:鸟类的命运,取决于人类如何与它们共享这片土地。
朱鹮从7只增长到1.1万余只,中华秋沙鸭的“五年翻番”——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当人类有意识地保护栖息地、修复生态系统、建立自然保护区、实施人工繁育和野化放归时,鸟类种群完全可以实现逆转。
国家林草局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394种,“三有”鸟类达到1028种,受保护鸟类种数扩大近50%。连续多年开展的“清风行动”,则有效遏制了非法捕猎势头。
而常见鸟类的减少,则暴露了日常保护的盲区。燕子、麻雀等鸟儿的困境恰恰在于:它们太“常见”了,以至于没有人专门为它们划定保护区。
珍稀物种往往栖息在偏远的自然保护区内,可以通过划定边界、限制人类活动来实施有效保护。而燕子、麻雀、喜鹊、白头翁等就生活在我们的房前屋后,它们的命运取决于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是否在装修时为燕巢留一道缝,是否在阳台上撒一把米,是否减少使用杀虫剂,是否在高楼窗户上贴上防鸟撞贴纸……
国际鸟盟第八次全面评估显示,在11185个鸟类物种中,有1256个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威胁,61%的鸟类物种种群数量正在下降。而在这场全球鸟类危机中,中国鸟类保护的“冰与火之歌”——有喜,有忧,有成就,更有挑战。
生物多样性保护没有终点,每一个物种的消失都是不可逆的损失,而每一个物种的恢复,都是对人类努力的最好回馈。
当鹮鸣鹤舞与燕语莺啼共同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时,才是真正的万物共生。而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守护。
朱鹮种群数量实现稳定增长。图据新华社
禾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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