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灰黄”
——镜头和文学里的留守儿童
2015年06月28日  来源:齐鲁晚报
【PDF版】
   本报记者 张亚楠 陈玮   
  6月11日,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身亡,其中年龄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5岁。
  根据全国妇联2014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全国儿童1/5还多。可长期以来,他们的真实状态并不明了,悲凉弱小的形象背后,始终沉默而模糊。
  透过纪录片导演的镜头、纪实文学作家的笔触,我们试着去勾勒出留守儿童的群体形象,理解他们快乐中掺杂的不安,关注他们微弱的梦想,反思他们被迫承受的冷漠。
  “坚强的外壳”下
  去年年底,作家关军来到甘肃省东南角一个乡村的九年制学校,进行了一百天的浸入式观察和访谈。在这次深入接触之前,和很多人一样,关军对于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一无所知。
  关军这次探访是“上学路上”公益机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计划的一部分,为了观察样本更具有普遍意义,他选择了打工比例接近全国平均值、经济不发达但也不特别贫困的东胜乡(为保护隐私,乡名为虚构)。
  一百天的探访之后,他写了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实文学作品:《一片灰黄》。
  “一片灰黄”四个字来自一个留守女生的作文,描绘的是她在家里的感受:“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眼前爸妈的影子是比较少的,眼前是一片灰黄。”
  女生笔下“一片灰黄”四个字给关军带来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听到了来自地壳深处,在庸常生活中被埋压、隐藏、忽视的声音。
  这四个字所传达的感受与他此前观察到的情形一样:叛逆、暴力、放纵等容易被贴到留守儿童身上的标签,其实少得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孩子普遍生活在“坚强的外壳”下,也就是生活在更深的压抑中。
  暴露在外人目光中的时候,这些留守孩子和正常家庭的孩子没有区别。自闭、不爱说话的只是极少数,他们中很多人活泼、大方、好交际,也整天嘻嘻哈哈地闹,甚至有一些比一般孩子还要活跃,更愿意引起大家的注意。
  但是,阳光活泼的另一面,就是压抑、失望。
  在和关军一对一谈话时,有的学生一听说要问父母的问题就跑掉,有的说两句就哭起来。女生赵芳菲就是这样。她是七年级最大方、活泼的女生之一,同时又特别爱哭、爱闹情绪。参加校学生会干部竞选,简短的演讲之后,她回到座位上就哭起来,因为担心自己选不上。
  一旦别人提起妈妈,她就会情绪失控,“可不可以不说啊,不想说,求你了,说不出口。”
  这种情绪的表达也得到了调研数据的印证。2014年10月至12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李亦菲代表“上学路上”公益组织对山东、河北、甘肃、贵州、广西、云南六省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2131份有效样本,形成了调查报告《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年)》。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烦乱和迷茫)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积极情绪(愉悦与平和)则没有显著差异。
  李亦菲解释说,每个人都有快乐的时候,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一个留守儿童可能快乐的时候并不比其他孩子少,但是他们有更多的不满和担忧。烦乱指数意味着孩子对当前状况不满,而迷茫指数意味着他们对未来的悲观。
  不满、担忧潜伏在孩子的心里,时常打破坚强、快乐的外壳显露出来,科学测量的结果和关军长时间的观察访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不敢再做梦”
  一些留守儿童观察者发现,伴随父母离开的,除了孩子们的安全感,还有梦想。
  《中国留守儿童日记》的编写者、贵州安龙县万峰湖镇毛草坪小学杨元松老师看到,课间时候,那些远离父母的孩子讨论的是明天要干什么农活,家里的牛长大了能卖多少钱。孩子们梦想的匮乏让杨元松很不是滋味,于是他只要有机会就会带孩子们走出大山参观,给孩子们讲乔布斯的故事,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卖房子来实现给孩子们出书的诺言。
  在很多留守儿童看来,父母舍下自己外出打工,是因为没有比打工赚钱更重要的事情。蒋能杰拍摄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里,当7岁的蒋云洁被问到梦想是什么?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打工。因为从她记事开始,她的父母就去广东打工,而另一个孩子回答说“洗碗”。
  对这个答案,蒋能杰吃了一惊。他又问了一遍,“很多人说医生、老师,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孩子犹豫了一下,再次说:“洗碗。”因为为了赚学费,她用业余时间给别人洗碗,在她看来,洗碗是最有用的事情。
  而当关军询问孩子们梦想的时候,好几个孩子都像成年人一样老气横秋地告诉他,他们已经没有梦想了,“不敢再做梦”。
  “上学路上”公益活动发起人刘新宇说,很多人可能认为留守儿童需要的是物质帮扶,但他下乡看到的是,孩子们虽不像城里孩子那样衣食无忧,但父母在外打工大体能够解决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但年迈的祖父母没有能力替代父母解决他们精神上的空寂。精神匮乏,特别是人文教育匮乏的问题,比吃喝更重要更急切,而这点学校也解决不好。
  刘新宇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树立孩子们的梦想与信心,让他们即便空乏其身,也不落其志。
  自由撰稿人曾雅娴看到,梦想的丢失可能并不是因为人穷志短。在曾雅娴老家江西安义,父母外出做生意打工的家庭,经济条件比工薪族强很多,甚至家里有房有车,小孩用最新款的手机电脑。但是爷爷奶奶大多溺爱孩子,且祖辈文化程度偏低,思想观念与孙辈有很大差距,难以与孩子交流沟通,孩子们只好沉迷游戏与自己的世界。
  在关军眼中,学校放假了,孩子们回到山上跟着祖辈生活,那种生活是漫无目的、过度自由的。对于那些从小被父母的期望紧紧束缚的孩子来说,这种自由或许令人羡慕。但在心理学家眼里,比爱的束缚更可怕的是孩子感受不到爱。
  陪伴了乡村留守儿童十几年的杨元松认为,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生活的主旋律,让他们有个特别喜欢的事情,不管是运动还是手工,以及大人对他们每一个进步都会及时肯定。说到底,这种对梦想和兴趣的挖掘、培养不只是留守儿童需要,在应试教育环境下,每个幼小心灵都很需要。
给钱成为爱的判断依据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课题组2009年对中国留守儿童研究的述评认为,留守儿童有严重的自卑感,对自己智力、外貌等方面的评价明显偏低,情绪不稳定,状态焦虑和抑郁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学习方面多有不良习惯,学习成绩容易下滑,厌学、逃学和辍学现象比较严重。
  但在关军、李亦菲的实地考察中,他们发现留守与否与成绩好坏并无关系。李亦菲甚至认为,留守儿童对自己成绩不满意的比例略高于非留守儿童。这说明留守儿童在学习成绩方面有较高的自我期望,并因此带来更大的压力。
  东胜乡姑娘吴春梅就是个典型例子。吴春梅在学习上有极强的自我约束力,她从不关心娱乐,不进QQ群,甚至连手机也不用。但只要一谈起爸妈在外打工的话题,她就会哭。她告诉关军,她小时候爸妈住在深山里养香菇,一两个月难得回一次家。妈妈的肺有问题,还因为胆结石做过几次手术,但还在工地上干活,爸爸的脑子有点毛病,不敢骑摩托车,怕颠。她觉得自己必须出成绩,“不能让爸妈吃的苦白费了。”
  对现状不满的背后是孩子的不安全感,很多时候不安全感又和自卑连在一块,陷入不安全感的孩子就会寻求多种方式来补偿。对成绩的自我要求是其中之一,此外,对金钱的渴求也是寻求安全感弥补的后果之一。
  关军接触到一名广西的大学生,小时候,她的母亲长期抛下她外出打工。这个女孩对钱看得特别重,她找的男朋友都大她十多岁,恋爱中对对方的钱控制得特别厉害,但她拒绝从母亲那里拿任何钱,和母亲关系紧张。她告诉关军,小时候,母亲是以赚钱养家的名义离开自己去打工的,所以上了大学之后,她通过兼职等赚取学费,坚决不要母亲一分钱。
  在纪录片《村小的孩子》里,金钱成为一些留守儿童的价值观所系。
  范魏煜觉得父亲并不爱自己,因为他不寄钱给自己。在很多留守儿童看来,父母给不给自己和爷爷奶奶买东西,是他们判断父母是否爱自己的依据。当范魏煜的姐姐长大了,知道没钱自己也许上不了学,没钱父亲找不到后母,他们更看到了这个社会的现实。
  纪录片里,村民们也把丢下孩子打工赚钱解释为爱。“我们是为了他们以后好,能让他们上大学、读书,不至于像我们这么劳累。”一个农民工说,“这就是现实。”
冷漠会传递
  关军认识一个远离湖南老家在深圳打工的女人,她的孩子上初中。她把孩子送到留守儿童寄养中心,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跟孩子聊天,还特别在乎孩子的心理问题,从不批评责备孩子,总是以鼓励为主。因为她小时候也是一个留守儿童,尝过没有父母关注的痛苦。
  但遗憾的是,这种家长很罕见。
  根据《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年)》,按照全国6102万农村留守儿童总数测算,全国有近1794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有921万孩子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每年与父母联系次数少于3-4次的儿童,在总数上达到1518万。
  在东胜,一个四年级孩子的父母都在外打工,儿子平时只是要钱,此外跟父母也没什么话说,倒是能跟自己玩半天。
  《村小的孩子》里,蒋恒兄弟曾经去广东找过他的父母,但是父母上班了,他们就把兄弟俩关在房子里,两兄弟在房间里哭,从此再也不想去父母那里。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父母孩子之间沟通的缺失,导致父母对孩子的苦闷视而不见,而父母越对孩子漠视,孩子就越无法与父母顺畅交流。
  这种两辈人之间的无语是关军在东胜经常见到的景象,冷漠似乎在代际间传递。罗睿向外公、外婆和舅舅介绍来家做客的关军时只用了两个字:作家,接着就走开了。分开大半年,何东辉父子相见没有任何亲热的表达。成成和外公外婆关系亲密,对父母和姐姐则表现得无所谓。
  孙立欣在作文里说:“我原来特别喜欢粘着爸爸,和他撒娇,他也喜欢把我架在脖子上,那种感觉很好,但自从他第一次出远门回来,跟他在一起就不敢那么亲了,不知为什么。”
  《村小的孩子》里,很多留守儿童被问到想不想父母的时候,都不加思索地回答“不想”。在接到父母电话,两句寒暄之后,很快就冷下来,然后交给爷爷奶奶。下一次再来电话,有的孩子干脆不接。“没什么话说。”
  关军通过语文老师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个作文题《我更想要的那种家庭》,三个班级一百多个孩子交了作文。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提出,希望家长多留在家里陪自己,超过一半的学生渴望更和睦的家庭,不希望生活在家人争吵、打架的阴影中。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网友为此稿件打分的平均分是:
齐鲁晚报多媒体数字版
按日期查阅
© 版权所有 齐鲁晚报
华光照排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