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性别看世界》
沈奕斐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近日,华坪女高“张桂梅校长拒绝全职太太捐款”引热议。女性的角色定位与社会分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历史上,当西方妇女追求工作权利的时候,中国曾发生三次关于“让妇女回家”的争论。尽管这三次讨论的社会背景不同、争论出发点不同、产生的社会效应不同,但是对女性传统角色的期望是一致的。
由于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总把家庭作为攻击目标,因此在谈到中国妇女问题的时候,她们的一个固定的模式是:中国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中受男人压迫,若不进行家庭革命,便不可能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但是白露批评这些学者从西方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以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为依据来研究中国妇女。白露指出,中国传统宇宙观中的社会性别观念与西方受本体论影响的社会性别观念是不同的。因为中国所谓的阴阳是流动的、变化的、互动的、相对的,因此,中国所界定的两性关系也是流动的、变化的、互动的、相对的。
虽然,对白露的观点可以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评判,但是,中西方在两性关系上的差异确实非常明显。在西方妇女追求工作权利的时候,中国却频频发生“让妇女回家”的争论,而且提出者并不一定是男性。虽然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妇女落后愚昧的表现,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中国的情况和提出“妇女回家论”的具体背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国提出“让妇女回家”有其现实意义和需求,有中国独特的人文背景和社会变革背景。当然,提出“让妇女回家”有其理由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得出“妇女应该回家”的结论,承认问题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出肯定的结论。而是,问题能让我们看到女性不得不面对的双重负担。
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关于“让妇女回家”的大讨论。
第一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20世纪30年代提出“婚姻是妇女最好的职业”,那个时候培养女性读大学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女性能找到个好夫婿,把女性的发展和婚姻紧密地联系起来。20世纪40年代提出“妇女应该做家庭的好管家”,这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有关,和男性的焦虑有关,和中西文化的碰撞有关。尤其是因为战争,稳定成为人们的渴望,而妇女留在家中是人们对于稳定生活的一种习惯理想。
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处于困难时期,政府让吸纳不了的已就业妇女回家,并在报纸上说这是做“社会主义的家庭妇女”。当时的情况是劳动力市场过剩,没有足够的岗位分配给积极参与工作的人,因此,需要分流部分的劳动力回到家庭,妇女就成为了首选。
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怎样分工才有最佳综合效益”,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就业机会的紧张使得有人认为女性回家会更有利于经济的腾飞、社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001年。在200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贤才又提出了“让妇女回家”的倡议:“我的根本目的是倡导大家树立一个新观念,女同志回到家里相夫教子同样是光荣的,这是社会分工的应有内容之一。完善男女的合理分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还常有所闻的“让女回家”的讨论,和前两次的讨论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的地方在于,人们普遍把“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看作是生活稳定和美满的象征,把传统的模式看作是人性的需要。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三次的讨论夹杂了大量的关于性别分工的讨论,以及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男性发展的忧患意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女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就获得了和男性平等的工作权利,但是,女性的家庭义务却并没有自动解除,因此,女性除了要和男性在工作领域竞争外,还需要担负起沉重的家务劳动,就像是抱着孩子拿着扫把和男人一起竞赛跑步,使得妇女觉得非常劳累和辛苦。正是因为有些人看到了或者直接感受到了妇女身上的双重负担,因此,第三次提出了妇女回家论。
女性的双重负担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美国学者提出了“第二轮班”的概念,也是讨论女性在工作一天后,回到家里依然需要继续第二份在家里的工作。在对于妇女回家问题的讨论中,除了讨论妇女的双重负担,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性别分工的问题:性别分工是不是由人的生理性别天生决定的?我们需不需要性别分工?性别分工是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分工和性别分工是两个概念。
社会分工是指人们从事不同的职业和岗位,这种划分并不一定和阶级、性别、民族、年龄相关。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从事同样的工作,必然会出现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才能使得社会能有序发展。
性别分工是指依据性别来分工。在社会性别的理论中我们已经否定了两性所谓的天生差异性。既然两性不存在所谓的天生差异,所谓的性别分工就不是自然的分工,而是人为的分工。即使今天因为文化的建构使得两性存在统计概率上的差异,但如果可以让人们自由选择的话,这种选择必然会是多元的,那么硬性的、强制性的性别分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今天的性别分工仅仅是两性从事不同的工作还是两性从事不同等级的工作?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探讨性别分工,尤其是妇女回家论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王贤才提出了妇女回到家里相夫教子也是光荣的,可是现实生活并没有把家务劳动提高到和其他工作相等的地位。女性一旦回到家庭失去经济自立的可能性,很难能保证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同样是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而对于那些享受工作,喜欢工作的女性来说,没有任何人有权力可以剥夺她们工作的权利。
所以,“让妇女回家”的提出说明今天的女性的双重负担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否则对女性来说,不管是在公领域还是在私领域中都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但是改变的方式不是让妇女重新回到家庭中去,因为妇女回到家庭,让出她们本来已经做得非常出色的公领域的位置,不仅会压抑那些对公领域游刃有余的职业女性,同时也会进一步降低对家庭妇女的保障。改变的关键在于提高家务劳动的价值,使得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能获得社会的肯定和尊重；改变不平等的文化认识,不把家庭事务和照顾孩子老人的事务视为女性天生的职责；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体系,让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相对容易。
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女性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人或者机构有权力来主宰女性的生活、教导女性应该回家还是工作。女性可以根据个体的特点和兴趣作出相对自主的决定。
(摘选自《透过性别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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