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滔在自己的便利店工作单一枯燥,经常要工作到凌晨。
事情发生后吴思思经常一个人独自来到阳台抽烟。
受害者吴思思走到了台前,造谣者郎滔、何恺却努力地与事件进行切割。在被行政拘留9天后,郎滔的变化不仅是减掉的7斤体重,他从朋友口中的“阿郎”,变成了警方案件通报里的“郎某”。他的手机里满满都是陌生网友的谩骂,他在受访时依然坚持造谣是因为“闲得难受,开个玩笑”。而原本明年准备结婚的何恺,则努力躲避着媒体的追访。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李静
他
造谣只因“闲得难受”,如今却被频频“人肉”
郎滔坐在自家开的便利店里,透过百叶窗看向窗外。
他已经记不清楚7月7日那天为什么要去隔壁的快递驿站。百无聊赖的郎滔就把镜头对准了一个前来取快递的漂亮女孩,随手拍摄了一段长达9秒的视频。入镜的是他此前从不认识的女孩吴思思。
郎滔将拍摄的视频发到了杭州良渚本地一个275人的车友群。同在车友群的何恺联系郎滔,提议编点剧情一起去“耍耍”群友,两人一拍即合。在两人伪造的聊天中,吴思思是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寂寞富婆”,和所谓的“快递小哥”发生关系。劲爆的“剧情”发到群里,群友们或夸张、或惊奇的反应,都让郎滔有了莫名的“满足感”。
就在郎滔以为这个拙劣的玩笑已经过去时,一个月后的8月4日,车友群内一名姓陶的群友将上述聊天记录和吴思思取快递的视频,打包发送到另一个群中,在“有图有真相”的视频“佐证”下,“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谣言开始扩散。
“我觉得这个事有点闹大了,就在群里发了声明,说我是闹着玩的,我是编造的。”郎滔说,编造的谣言过了一个月,还能被人翻出来转发扩散,他觉得群友陶某可能是“闲得难受。”“闲得难受”也是郎滔对自己拍摄视频出发点的解释。因为“闲得难受”,所以“开个玩笑”。
事情的发酵程度显然早就超出了“开个玩笑”的范畴。在名誉和生活都受到严重损害后,8月8日凌晨4点多,受害人吴思思报警。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公安分局对造谣者郎滔和何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二人“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于情节较重”,拘留9天。
拘留的9天对郎滔而言绝对不可能轻松。郎滔说“我出来后瘦了7斤”。
他的手机号被人泄露,在网上被“人肉”,每天都会收到陌生人的辱骂信息。郎滔的对应方法是不听、不看、不回。
同样作为“被全网谴责的对象”,何恺直接清空了微博、抖音等社交信息,把自己从互联网的一切痕迹都尽力抹去。
因为派出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称郎滔为“郎某”。郎滔说,以前朋友都喊他“阿郎”,现在自己出门,朋友们都喊他“郎某”。
她
从受害者到维权者,从为自己到为“我们”
四个月前的8月6日晚,吴思思第一次看到了那段偷拍视频与编造的聊天截图。
“不可思议,我整个人都是蒙的。回过神就觉得愤怒,特别的愤怒。”吴思思反复观看着那段视频。那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取快递场景,自己穿着长度到小腿的连衣裙,也没有任何轻浮的举动,甚至都没有和其他人进行多余的交流。
辗转难眠的一夜后,吴思思发现事情朝着她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8月7日上午,视频传到她所在的同事群、小区业主群与超市团购群。谣言登上了杭州本地的热搜榜,视频造成的恶劣影响开始辐射到现实生活中。从吴思思所居住的小区居民,到吴思思的公司同事,以前北京的同事都在议论这段视频和截图,她甚至收到一位网友从国外发来的信息,只有一句“你和快递小哥上床视频我们全都看了”。
8月8日凌晨4点多,吴思思决定报警。
造谣者虽然被拘留,但恶毒的流言就像水蛭,追逐啃噬着吴思思。
为了收集整理资料,也因为状态不好,吴思思请假一周。8月15日,她接到公司人力部门的电话,对她进行劝退。因为情绪极度不稳,担心她在家出问题,男友徐建为了照顾她,也离职了。
吴思思自觉已经接近“社会性死亡”。9月8日,她在医院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吴思思曾经跟郎滔和何恺商量过赔偿和道歉事宜。她把自己的各种工资、案件证据公证费用、律师咨询费等单据整理好,男友徐建约了郎滔和何恺面谈,提出每人58000元的赔偿。此外,吴思思写了一个说明,要求郎滔和何恺两人录制视频道歉。
为了让对方避免遭受网络暴力,吴思思主动提出郎滔和何恺可以在视频拍摄的时候戴墨镜、口罩。令吴思思意想不到的是,原本自认“退步”的和解,变成了一场谈判“拉锯战”。吴思思发去的道歉声明版本,对方改了两遍,最终拍摄出来的版本,又有改动。
不仅如此,对赔偿金额,何恺一直在讨价还价,希望赔偿降到3万元。郎滔同样认为赔偿金额过高。
和解不了了之。吴思思决定打官司维权。她提起了刑事自诉,希望偷拍诽谤者可以承担刑事责任。14日,余杭法院发布公告称,本案符合刑事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已于当日立案受理。
自吴思思在微博上公开遭遇以来,陆续有和她相同遭遇的女性留言。一个独居的年轻女孩告诉她,因为害怕黑夜,自己每晚开灯睡觉,“被邻居造谣她是不良职业者,时常有人路过她的窗边,说些难听的话。”
吴思思理解她们,也为她们感到担忧,她说,她想成为一座桥梁。桥梁的这边是一些正在遭遇和已经遭遇诽谤侵害的受害者们,桥梁的这边是媒体从业者、法务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这是她最近一直在思索的东西。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维权,是为了很多像我一样的‘我们’。”她说。
(文中吴思思、郎滔、何恺、徐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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