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周记》
杨早 著
九州出版社
□杨早
我小时候,如果被问到想生活在哪个年代,百分之百会说是“2000年”——那时总被教导,到2000年我们就实现“四个现代化”了。
后来我知道了汤因比,知道他渴望出生在公元一世纪的新疆,因为那里是佛教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
我还记得刘东当时在《读书》上提及汤因比这段话,其实是为了介绍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日常生活》。刘东说,如果让他选,他愿意回到南宋的中晚期,因为那是汉文化发展最圆熟、最高潮的时期。
这等年份,回去则甚?
人各有志,我在2012年选择回到一百年前,1912年。当然还没人给我提供真正的穿越途径,我回去的方式是抄一百年前的《申报》。每天抄同日不同年的新闻,深深地假想自己是1912年的普通人,依靠媒体的报道与描述,构建自己想象中的中国与世界。
从普通人的角度看,这个年份并不好。1911年夏,江南大水,江苏、浙江、安徽等省遭灾严重。10月武昌事变,大部分省份都有局部战争。
住在上海租界里算好了吧?可是米价飞涨,从七元一石涨到了十元十一元,不得不从湖南紧急调米30万石往江南救灾。
政府不得不通过报纸大声呼吁,劝上海人改变饮食习惯,多吃面,少吃米饭。
好不容易南北统一了,新生共和国又碰到两大问题:一是辛亥内战中招募的军队必须裁减遣散,二是国库空空如也。前者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相当微弱,各地不断发生兵变；后者则仍是晚清的老矛盾“借债还是收捐”,以应对迫在眉睫的财务危机。
所以你看当时的报纸上,不管是新闻报道,还是社评清谈,甚至普通读者投稿,文字里都充满了焦虑之情。
就日常生活来看,1912年比1911年还要苦焦。自古烟花繁盛之地的苏州,不断传闻有商铺租户因生意冷清生活无着而悬梁自尽；而六朝金粉的南京,一片萧条,连秦淮河的画舫都开始卖酒菜便酌,大概是自洪杨之乱后未有的景象。
更令人揪心的,是从辛亥便开始的边疆危机。日本窥视满洲,俄国觊觎外蒙,英人进逼西藏、云南,这都是清朝治下的旧危机。总之,内忧外患,集于一身,民生凋敝,触目疮痍,这等年份,回去作甚?
我一向不相信历史对现实与未来有什么指导作用,但是回溯过往,乃是人类本能,就像人需要凭借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味觉来确定自己身体与环境的关系。时间的流变,更是人类安妥自己灵魂不可缺少的维度。知道我们的习俗、想法、制度、社会架构源自何处,如何变化至今,解决不了“往何处去”的当下焦虑,却可以让人有一种精神上的安全感与通透感。陈寅恪诗“读史早知今日事”,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从这个角度观照,1912年就变得很重要。跟1911年相比,科技全无进步,社会更加混乱,经济乏善可陈,学术亦少创新。然而,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却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比如,从前的政治架构,是“天子牧民”,这意味着君权神授,统治的合法性无可置疑。清末的立宪风潮,就是希望在不撼动这种合法性的前提下,改变政治的运作方式。不过,改良没有跑赢革命,清廷终于逊位寿终。既称民国,则君权神授一变而为治权民授。如何取得“人民”的拥戴,变成了统治的必要条件。
如此一来,民众对统治者的要求与监督,便与从前大不相同。
从前是“天皇圣明兮臣罪当诛”,对统治者的制约需要通过天人感应与伦理道统来实现；现在则可以直接表现为“舆论呼吁”“议会质询”,不管选举实践还有多少不足,民意传达还有多少偏差,人心所向,已是势不可当。辛亥年如能留下虚君,实现君主立宪,或许会有助于国难过渡,但君主一旦去除,想要重行帝制,那是政党、媒体与公众万不会答应的。袁世凯后来的折戟沉沙,就在于他看不出明治维新与辛亥革命的这重区别。
前面说了,媒体上充斥着焦虑之情,一方面是危机感的确越来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心理上接受不了这些危机:“都已经民国了,怎么还会这样?”以前忧怀国事,不妨将一切都推到朝廷腐败不思改革上去,如今人民当家作主,这种种的不如意,就难以让人容忍了。
这就是1912年,一个充斥着各方博弈,充盈着焦虑之情,也充满着无限可能的年份。第一个国会,第一个总统,第一个内阁,第一次不用叫官员“大人”或“老爷”,第一次平民可以要求面见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可以在媒体上畅所欲言,第一次中枢官员接受民意代表质询……这一切,让1912年,如居里夫人所说,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有趣且有用”的年度。
之所以一天天一版版地翻抄旧报,而不是循着事件线索去定点查阅新闻,是因为我希望能在心中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图景。
我常常设想,假如我就是一个当时的小知识分子,与权力核心隔着十万八千里,每日读报,我将如何想象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甚至这个世界?
有时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一个穿越者,在文字构成的旧世界里穿行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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