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1923年1月7日,日本记者橘朴来到位于北京八道湾的鲁迅宅邸,对周氏兄弟进行专访。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丸山君来,并介绍一记者桔君名朴。”这位叫做橘朴的日本记者,对新文化运动思想领袖们进行系列采访,包括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周氏兄弟。
橘朴(1881—1945年)何许人也,他是日本大分县人,名气很大的中国问题专家、新闻记者和评论家。肄业于早稻田大学,1906年来到中国,在东北以及北京、天津、济南等城市居住,曾供职于大连的《辽东新报》、济南的《济南日报》和在天津出版的《京津日日新闻》,任记者、主笔、评论员等,写出大量事关中国政治、思想、社会等方面的文章,影响至大,1945年在奉天(沈阳)病逝。
在济南工作时,橘朴走了山东不少地方,尤其关注发生在当地的一些民间社会问题,如宗教、迷信等。他曾于1922年10月到青岛附近的李庄做中国农村经济实地调查,发表了《李庄研究》。在济南期间着重对流行于山东、直隶、江苏、河北一带的迷信活动扶乩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在与鲁迅的谈话中论及此事,鲁迅也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据日本文化与文化史研究专家赵京华介绍,与众多日本“支那通”鄙视中国的态度有所不同,橘朴主观上强调日本应当把中国作为平等的国家对待,改变甲午战争以后藐视中国的态度。橘朴也共鸣于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及其思想革命的观点,对中国文化多有同情和肯定。
橘朴与鲁迅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一直未被广泛传播,在鲁迅见诸报章和出版的书籍中亦未见所载,日记中也是寥寥几字。即便是在鲁迅研究深入到“骨髓”的时期,也没人发现此事,直到1993年有日本学者在天津图书馆找到了当时的《京津日日新闻》,得以发现1923年1月11日和13日连续刊登的橘朴对鲁迅兄弟的采访记《与周氏兄弟的对话》(上、下)。2013年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四期,刊载了由赵京华翻译为中文的《与周氏兄弟的对话》(上、下),才使被搁置八十多年的鲁迅与橘朴的会谈及其内容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桴鼓相应,两个人的谈话从中西文化的比照开始,橘朴说“接下来我们谈到迷信的话题,即最近正在流行的扶乩。我提起曾在济南调查的扶乩流行的状况,包括信徒们编辑的《道德杂志》。”
橘朴接着这样说道:“迷信固然是滑稽可笑的,但在信徒的主观上则没有比这事更认真的了。而且,当我们思考迷信在民间产生的原因时,则对信徒们不能不引起深深的同情。因为,民众为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政治性社会性的罪恶所压迫,无处逃遁啊。难道不正是这种不安定的生活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孕育了这种迷信吗?”
树人(鲁迅)先生却笑着反驳说:“可是搞扶乩迷信的多为官吏和富人,穷人是进不到这个行列的。”
于是,我说:“的确如您所说。穷人迷信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理教,该教以天津为基地,在直隶、山东及河南有众多信徒。据说,南边的南京也有很大的信徒群体。”
周先生也表示赞同:“的确是个严守教义的宗教。禁止研究,厉行节约而反对浪费,加强团结以防止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崇拜观音菩萨祈求现实及来世的幸福,所以与迷信没什么两样,是适于无助的中国劳动阶级的宗教。”
在另一篇文章中,橘朴更加形象地引用了他与鲁迅部分谈话的内容,其中有一段很精彩,他这样写:我问:“最近狐狗狸(扶乩)好像很流行。据新闻报道,在济南出现了狐狗狸银行,北京倒没有那么流行吧?”
鲁迅:“不过,西河沿有一家呀。比袁世凯遗留下来的新华储蓄等还要有信用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我说:“就是那个钱能训当行长的那家?”
鲁迅:“不对,行长是吕纯阳。”
我问:“哦,那不是唐代的那位仙人的名字吗?”
鲁迅:“哈哈,正是。”
我说:“别的可以不管。死于千年前的仙人做银行行长,政府怎么会允许呢?股东们和存款人会放心吗?”
鲁迅:“政府的事情不得而知,但在民间的确相信吕纯阳就是行长,正因为此仙人为银行行长才安心呢。就是说,民众厌恶现实,结果就相信仙人了。就连财神梁士诒(民国军阀政府财政部长)也未能预防得了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停止支付业务不是?而仙人正直有慈悲胸怀,有超自然的力量,所以财产在那里不会有问题的,人们都这么认为。”
那么,橘朴与鲁迅如此一问一答的扶乩究竟为何物。现代作家、哲学与宗教学者许地山专门著作《扶箕迷信的研究》,此扶箕同于扶乩,他认为扶箕术在许多原始民族中对它都有相同的信仰。无疑地,扶箕是一种古占卜的法术,箕或乩当是一根小的木棒,卜者观察箕的动静来断定所问事情的行止与吉凶,后来慢慢形成书写,或与关亡混合起来。不用箕的移动,竟然用口说出或用笔写出的也有。而这根被称为箕的木棒便是仙的代表,被叫做箕仙。在中国典籍里面与扶箕有关而最引人重视的是陶弘景的《真诰》,以及周氏的《冥通记》。历代箕仙是哪位大仙的化身,也不相同。
古代占卜是拟科学的一门,是借助外界事物的动静与常变,向非人的灵体询问希望知晓的事宜。它与预言不同,常用两可的回答使占卜者去猜想。扶箕的花样非常之多,有的可以解痛,有的可以治病,无所不能,除去一部分是职业行为以外,其余多半可以用心理学和心灵学的原理来解释它们。许地山结论,扶箕不过是心灵作用的一种表现,当一种知识去研究它,当会达到更了解心灵交感现象的底部,若只信它是神秘不可思议,沙盘上写什么就信什么,那就会坠落魔道了。许地山的总结十分到位:“扶箕并不是什么神灵的降示,只是自己心灵的作怪而已。”
鲁迅先生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扶乩之类迷信活动自不会信之由之,因而其对扶乩的分析与定位也相当准确。他曾以父亲的病为例,批判迷信的无知:“家父的病不过是牙根里生了菌而导致大病的,可中国的医生不了解其病源。他们说是我父亲有什么不道德的行为,作为报应而受到了神罚。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听了却极为生气。”经过近百年洗涤,类似扶乩之术早已被科学一扫净光,现代的人不会再沉迷于此等毫无科学依据的迷信活动中。从这点上讲,我们不能忽略了鲁迅、橘朴、许地山对其早有的警觉和阻止,使之失去在理论上得以存活的基础。
稍加遗憾的是,作为与中日关系相向而行的橘朴,在山东乃至整个中国学界,知名度并不高,远逊于他在山东及至中国几十年所作出的学术成绩和物性认知。后来鲁迅曾经称赞过橘朴,说他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从名字看很难知道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此短文或可聊补一些缺憾,也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次尘世碰面,拨开一些历史的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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