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应探索更好的“青少年模式”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季为民)
季为民指出,仍有很多平台没有上线“青少年模式”。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10月,345万在架APP中仅53家上线了“青少年模式”。究其根本,不单单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缺位,更是企业过度追求商业利益的结果。季为民认为,“当前的‘青少年模式’还有待改进和创新,这不仅要求企业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还将使企业损失部分流量,这与企业追求经济回报的目标相悖。”
季为民表示,要让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平台、监管部门形成合力,同时发挥监管机制和科研技术的作用力量,探索建立更有效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规制体系和模式,助力提升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意识和网络素养,实现未成年人网络运用的主体地位。
多方合力
共同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北京工商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讲师 孟禹熙)
孟禹熙认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是网络平台一家之责,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平台等多方主体协同共治。网络平台在追求效益增长的同时,应当主动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父母的监管和引导非常重要,因此,需要强化家长的职责。
针对如何优化“青少年模式”的实施效果,孟禹熙指出:“家长要真正承担起监护人责任”,学校需要“开设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相关课程”,监管部门应该“进行定期监管核查、统一标准、加强指导”,网络平台要“优化和完善产品能力,严控打赏行为,支付前可酌情增加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验证环节”,几方共同承担,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引导未成年人安全、正确、文明上网。
保护、赋能、参与:青少年模式设计的底层原则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儿童保护官员 苏文颖)
苏文颖提出,任何网络平台在设计服务于未成年人的产品或功能时,都应遵循3个核心的伦理原则:第一是“保护”,即任何产品和人的交互,都不能够伤害未成年人,而应该更多地帮助孩子远离网络带来潜在风险；第二是“赋能”,要求网络平台要多做一些能够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事,让未成年人更好地利用互联网给他们带来的机遇寻求自身的发展；第三是“参与”,这一点非常重要,但也最容易被忽视,也就是说网络平台在设计产品、功能、服务时,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参与权,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和需求,从未成年人的视角出发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甚至让未成年人参与到产品的设计、体验和决策中。
重视网络内容分类处理,建立有效投诉举报机制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于旭坤)
于旭坤认为,“青少年模式”有必要全面覆盖网络生态的多个品类,在上网时长、用户权限以及消费规制等方面保护未成年人安全用网。为营造健康的未成年人网络环境,网络平台需要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分类,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于旭坤还指出,网络平台需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并确保举报渠道“便捷、合理、有效”。于旭坤认为,青少年网络保护是一个“综合性问题”,“青少年模式”只是措施之一,在其基础上,还应建立起有效、专业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政府部门需要履行执法监督、责任追究职能,家长和教师应该注意自身网络素养的提升。“各方需要共同参与,才能使青少年模式发挥作用,”于旭坤认为。
家长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山东财经大学数字经济政策法律研究中心负责人 张帆)
张帆认为,发挥网络的正向作用,保护未成年人安全用网,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网络平台等各尽其责。“家长是未成年人的第一监护人,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对于孩子幼年和青春期的陪伴和教育至关重要。”张帆认为,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过分强调孩子的“服从”,实则忽视了孩子的真实感受,长此以往甚至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殊不知,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性格是未成年人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自觉养成安全、健康用网习惯,形成良好网络素养的基础。
其次,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父母角色受到了很大挑战,这就要求家长要转变思路,不能一味地拒绝互联网,而应与孩子共同学习使用网络、用好网络,共同提升网络素养。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要重视儿童参与和自主教育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媒介与教育工委会常务副主任 张海波)
张海波指出,未成年人作为“青少年模式”的受众和用户,在建设和完善“青少年模式”的问题上最应当有话语权。“要想满足青少年在网路空间的参与感,服务于青少年的成长成才,就必须听取青少年群体本身的意见,让其参与到‘青少年模式’的建设过程中,”他说。
“网络素养,也应和艺术素养、文学素养、科学素养一样,成为每个青少年的基本素养。这是网络时代对学校教育和教师提出的必然要求。”此外,张海波呼吁,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培育工作,应避免采取传统的灌输、堵、控制的方式,提倡儿童参与、自主教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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