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麟
母亲赵继珍是外祖父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
她是位平凡的母亲,她能支持父亲参军抗日,自觉挑起养育四个孩子的重担,是令人敬佩的。当然,她不会料到战争会打那么长时间,更不会料到父亲会一去不复返,否则她不会让父亲走的。
母亲投靠了祖传中医世家的外祖父。由于经济拮据,大概没过多久,就在外祖父的主持下分了家。我们一家都搬到外祖父药房后面院里的南屋住。我与外祖父朝夕相处约十年,没见他与母亲红过脸、吵过架。外祖父知道自己带着四个孩子的女儿孤立无援的难处,母亲也知道自己一家给父亲增加了多大的负担。他们合力共同承担着命运加给他们的巨大压力。
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为了减轻外祖父的负担,母亲曾打算走出家门去当“老妈子”,为此她把五岁的妹妹送了人家。后来因为妹妹每天总是喊着找妈妈,并且常常脱下那家人给她做的新衣裳,穿上她去时的旧衣,就一人往村外跑,说是“回家”。没办法,那家人只能把她送回我家。记得刚回到母亲身边那一晚上,妹妹哭醒了好几次,可知离家40天对她心灵伤害有多深。
后来母亲没有当成佣人,主要还是因为我。因我不能离开母亲一天,母亲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小学二年级我上了两次,就是因为母亲一出门我就跟着,学业就中断了,跟不上班,只好重读一年。三年级后我知道用功了,又赶上几位好老师,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头两名,直到毕业。
家境的窘迫,再加上兵荒马乱、社会动荡,母亲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一是让哥哥去北京东四北大街路东一家酱菜园当学徒而放弃学业,再就是姐姐过早出嫁。哥哥当学徒时算来只有十五六岁。他上小学时成绩一直是班里第一名,可毕业时正赶上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升学实在可惜。记得春天他从北京回家时穿着蓝布大褂,一边哈着腰跑进家门,一边喊着:“姥爷!妈!”令我惊奇的是他声音变粗了很多。在北京,他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变声期。
到家的当天晚上,他和母亲彻夜长谈,谈到他冬天倒咸菜缸的辛苦,生着冻疮的手被盐水浸泡后钻心地疼痛等等。他与母亲说得最多的还是他在北京的见闻,如日本人如何欺压中国百姓等种种恶行。没过多久,哥哥就被外祖父留在身边。外祖父当时已年过六旬,需要有个帮手,加上哥哥聪明好学,就成了外祖父的好帮手和接班人。新中国成立后,当我在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留学时,哥哥早已是青云店卫生院院长,并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十余年后的1973年秋,他病逝于院长岗位上。令我高兴的是,他的儿子学敏后来又当了青云店卫生院院长,成了他父亲的接班人。
姐姐早嫁,主要还是因为年头不太平。姐姐当时只有14岁。当迎娶的鼓声咚咚地在小院里震响时,我看见身穿一身红的姐姐一人静静地坐在我家南屋的炕脚上,看我进去她让我陪她多待一会儿。那时我在她眼里看到的不是新婚的喜悦,而是离家的凄苦。她从一个繁华大镇,嫁到离家近二十里、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当时姐夫在北京东单一家酱菜园当店员,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婆家是个有十五六口人的大家庭,除了种粮外,还有一个菜园,一年到头,从早到晚都有活干。姐姐身体结实、心灵手巧,她没干过的农活一看就会,而且比她两个嫂子干得还多,很受公婆的喜爱。她继承了母亲的干活踏实,但比母亲更利索。在童年就会用丝线绣花,她绣的花即使是一片叶子也有浓淡深浅的变化,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母亲和姐姐的命运是不幸的,但也显现了她们性格中可贵的一面,即坚韧性。她们都能冷静面对命运中每次不幸的安排,不慌不乱,也不怨天尤人。母亲只活到六十岁,姐姐也只活到六十六岁,我一直为她们的早逝而悲伤。因为这两位饱受苦难的妇女给了我很多很多,而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她们。值得欣慰的是,我姐姐和哥哥的孙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这也是对那段艰苦时光的一种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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