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是中国古代官办高等学府的开始
汉代的山东籍太学学生
2023年09月07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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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太学讲学场景
  匡衡
  郑玄
     又到九月开学季。这个秋天,将有许多齐鲁学子跨进全国各所大学的校门,开启人生重要的一程。其实,早在2100多年前的汉代太学,就有许多山东籍学子,用自己的勤奋和坚持,演绎出一个个流传至今的故事。
  太学是汉代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开设《易经》《诗经》《尚书》《礼记》等课程。西汉早期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在长安建立太学。据记载,汉代太学学生的人数,最高时达到3万多人,汉代的太学有些类似于现在的大学,太学的一些制度,与如今的大学有不少相似之处。
  □纪习尚

公孙弘:
提议建立太学

  汉武帝之所以要“建太学、揽人才”,和当时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西汉初期的七十多年,在连年战乱后,主要采取与民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人才上也多起用开国功臣及他们后代。到了汉武帝时,这些功臣的后代影响力逐渐减弱,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事业都有进步,对文官的需要大大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一个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专门机构——太学,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领衔提出建立太学的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今山东省寿光市)人。他年轻时当过狱吏,因获罪被免职,失业后家庭陷入贫困,靠在海边放猪维持生计。
  公孙弘虽然生活艰辛,但没有放弃学习,四十多岁时还坚持研读《春秋》。六十岁时,公孙弘终于被征辟为“博士”,后来又做过御史大夫、丞相,并因为贡献卓越被封为“平津侯”,可谓“逆袭成功”的范例。
  太学是中国古代官办高等学府的开始,此后太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太学招收的正式学生,称为“博士弟子”,由朝廷直接选拔。特别的学生,称为“如弟子”,由地方推荐、朝廷审批。太学建立初期,“招生”人数很少,拿正式学生来说,公元前124年首次招生时,只有不到五十人,汉昭帝时为一百人,汉宣帝时也只有二百人,正因为如此,西汉的太学不好进。山东学子想要进入太学,要经过地方官举荐、二千石以上高官考察、大儒面试,因此只有特别优秀的人才,方有进入太学学习的机会。
  虽然竞争如此激烈,在西汉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太学中的山东籍学子是最多的。史籍中虽然没有留下汉代太学学生的完整名单,只零星提到了一些人物的经历,但有人翻检史书发现:西汉有记载的太学正式学生中,山东一地就占了三十二人。这三十二名山东籍太学正式学生中,齐国一人、鲁国六人、济南郡三人、琅琊郡八人、泰山郡二人、东平郡二人、千乘郡一人、东海郡六人、北海郡一人、菑川国一人、山阳郡一人。山东各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太学学生,他们中有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如鲁国人韦贤、孔光担任过丞相;千乘人兒宽、东海人匡衡、琅琊人师丹担任过御史大夫,东海人马宫、琅琊人伏湛担任过大司徒。
  这主要是因为山东文化底蕴深厚,山东在先秦时期大体属齐、鲁两国。齐国有“商工之业,鱼盐之利”,早在姜太公时期就是大国,经济发达;鲁国是礼乐之邦、孔子的故乡,“周礼尽在鲁矣”,文化发达。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太学学生,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兒宽:
参与制定发布《太初历》

  兒宽是千乘郡(今山东省广饶县)人。他靠读书改变命运,最后位列三公,是一位非常励志的人物。兒宽小时候家里没有余力供他读书。他求学时曾在学校的伙房帮厨,还经常为附近的农民帮工种田,勉强维持学业。在田里劳动时,兒宽总是在锄头上挂一本书,休息时拿下来翻开读一段。
后来,兒宽通过考试脱颖而出,被任命为掌故,接着又任廷尉文学史卒,开始了“学而优则仕”的从政生涯。
  《汉书》说兒宽不善言辞,性格“温良”,文章写得也好。兒宽担任左内史时,“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注重发展农田水利,体谅民间疾苦,治理很有成效,得到人们的拥戴。有一次他负责征收军务粮草,如果进度过慢他就会受到处罚。人们知道后,“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车拉肩扛,纷纷前来交粮,以表达对他的支持。
  要说兒宽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制定中国最早的历法——《太初历》。汉武帝元封七年,西汉已经建立近百年,但还在使用秦朝历法,不够精确。司马迁等人上书“历纪废坏,宜改正朔”,建议重新制定历法。汉武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兒宽,他组织了二十多人,当年就制定并发布了《太初历》。
  《太初历》是中国古代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是中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这部历法的很多元素我们至今还在使用:它首次将一年的开始月份定为正月,而不是过去的十月,所以新年的第一天才被称为“正月初一”,并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太初历》,作为指导农事的历法补充。
  兒宽后来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在职八年后去世。他的墓位于山东省广饶县,占地面积1200多平方米,1976年被列为山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匡衡:
凿壁借光,成为名相

  匡衡是西汉经学家,东海郡(今山东苍山县)人。《西京杂记》记载,他少年时学习刻苦,但家里很穷,连蜡烛也买不起。匡衡晚上想读书,苦于没有照明,而隔壁人家晚上点了好几支蜡烛,光线明亮。为了借用这宝贵的烛光,他偷偷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借着从洞口穿过来的微弱光线,坚持读书。这就是著名的“凿壁借光”典故。
  匡衡还有一个“佣作换书”的故事,村里有户富人,家里藏书很多。匡衡渴望读书但买不起书,就对这个富人说:“我可以帮你家干活,不需要你付给我工钱。”富人听了很奇怪,就问他:“不要钱,你要什么呢?”匡衡答:“允许我遍读你家的书。”
  《史记》记载,匡衡读太学时,靠给别人打工,才凑够伙食费。可能是由于过多的工作占用了他的读书时间,他虽然刻苦攻读《诗经》,但连考九次才中了“丙科”,得到一个平原文学史卒的小官。也正是因为屡败屡试,匡衡学问很精到,当时人们流行一句话:“无说诗,匡衡来,匡说诗,解人颐。”意思是,听匡衡解读《诗经》,能让人乐而忘忧。
  匡衡的学识后来得到好儒的汉元帝的赏识,曾请他到宫中讲课,一时风光无比。他的职位也从最初的文学史卒,到郎、博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丞相,最后被封为侯爵,可谓“连升七级”,司马迁认为他“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
郑玄:
经学家,校勘儒家经典

  东汉儒学大师、经学家郑玄,是北海郡高密(今山东省潍坊市)人。他从小一心读书,无意仕途,《太平广记》记载,郑玄十一二岁时,随母亲到外婆家做客,宴席中的人们“美服盛饰,语言通了”,只有郑玄默默坐在一边,不说一句话。母亲私下里批评他,郑玄平静地回答说:“穿好看的衣服,说好听的话,这不是我的理想。”外在的浮华不能吸引他,他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富足。
  年轻时,郑玄曾担任乡里的啬夫,负责调解纠纷、征收赋税,但与做官相比,他喜欢的还是读书。一次休假回家,他坚决地对父亲说:“我想辞掉工作,到外面读书。”
  郑玄入太学攻读《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和《左传》等,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游学归里之后,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千人。
  成名后,郑玄多次拒绝权贵的征召,一心著书。鉴于当时儒家经典版本众多,学说芜杂,“学徒劳而无功,后生疑而未正”。郑玄博采众家学说,“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对儒家主要经典进行了校勘注解,极大地方便了学生学习。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国相孔融非常看重郑玄的学识,认为他虽然没当过大官,但功劳不在他们之下,特意要求高密县将郑玄老家所在的乡改名为“郑公乡”,以资纪念。
  今天潍坊市的“郑公街道”,就是当年“郑公乡”的传承,2022年8月,郑公街道组织了纪念郑玄诞生1895周年文化交流活动,郑玄可谓功垂千秋。
孔僖:
高情商典范

  孔僖,鲁国(今山东省曲阜)人,孔子第十九代孙。他为人处事不卑不亢,表现出了很高的情商。在太学学习时,孔僖有一次读到吴王夫差早年夺得霸业,晚年却“国破身死”的故事,感叹道:“如此,这是所谓画虎不成反为犬!”旁边的同学附和说:“武帝年轻时励精图治,文治武功卓著。但后来任意放纵,和夫差也差不多。”这碰巧被隔壁宿舍的学生听到了,这个学生凑过来说:“这样,武帝也是狗吗?”孔僖没有理他,对方讨了个没趣,心生怨恨,把这事捅到皇帝那里。孔僖赶紧上书解释说:“我如果被您治罪,死了也就死了,没什么大不了。但天下的人怎么看您?还会有人敢说真话吗?”汉章帝最终没有追究,反而任命他为兰台令史。
  后来,汉章帝东巡,路过曲阜时,举行仪式祭奠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孔僖也参加了,汉章帝看到他,得意地说:“今天这么盛大的典礼,对你们一家是莫大的光荣吧。”孔僖回答说:“圣明的帝王,没有不尊师重道的。陛下今天来,是致礼先师,向全天下表明重视教育的决心,我们不敢承受。”皇帝听了哈哈大笑,对他有礼有节的回答很满意,任命他为郎中。
  西汉时期,著名的山东籍太学学生还有金乡县的范式,他一诺千金的故事至今传诵,现在金乡县有一组再现他和好友张劭“鸡黍之约”典故的雕塑;还有“端诚于国,不顾患难”的政治家、诸城人师丹、与蔡邕共同奏定《六经》文字的山东定陶人张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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