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余华英受审。
◤杨妞花被拐前的全家福。
受访者供图
▲2021年5月,被拐26年后回家的杨妞花(左一)在父亲坟前痛哭。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余华英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伙同龚某良(已故)为牟取非法利益,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得手后,二人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王某付(另处)、杨某兰(另处)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其间共拐卖儿童11名。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余华英为牟取非法利益,多次拐卖儿童,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予以严惩。遂作出上述判决。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另据悉,2004年,余华英还化名与丈夫一起拐卖了另外两名孩子,被判处8年徒刑,这俩孩子后来被警方解救。
从卖亲生子开始的“生意”
余华英原是云南鹤庆县人,1963年生。她曾在狱中写过自述,称自己出生在一个很穷的家庭,家中姐弟四个,她最小。
“我的一生都在受苦。”余华英在自述中称自己8岁上学,但只读了两年,母亲去世了,她只好辍学回家劳动。17岁,父亲也去世了,“思想上更加痛苦,更加劳累”。
1984年,时年21岁的余华英在云南大理游玩时,结识了重庆大足籍男子王某文。后两人结婚,王某文把余华英带回了老家。在大足,余华英重新办理了户籍,并拥有了以“510230”开头的身份证号。
1987年1月,余华英生下女儿王梅花。“两口子都不是勤劳、肯吃苦的人,王某文还在外面搞偷鸡摸狗的事。”在同村村民眼中,夫妻俩的风评并不好。
1992年,王某文涉嫌盗窃被抓,余华英母女俩断了生活来源。为了生计,余华英把王梅花交给王某文的哥嫂抚养,自己则前往县城的一家面馆打工。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人称“龚木匠”的龚某良。
龚某良比余华英大20岁。彼时的龚某良和余华英一样,都有家庭和子女。余华英在没有与王某文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与龚某良同居,并产下一名男婴。
据余华英供述,当时两人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抚养这个孩子,加上是私生子,两人商量着把男婴卖掉。在龚某良的运作下,男婴被带到河北省邯郸市某村一个叫王某付的人那里,王某付又将男婴转卖。龚某良和余华英由此获得数千元报酬。
陆续拐卖十多名儿童
不久,龚某良在贵州做水果生意失败,亏了不少钱。余华英称,当时龚某良提议再找娃娃去卖。在起诉书中,检方指控的首起犯罪事实为1993年正月初七,余华英伙同龚某良在遵义火车站附近,将6岁男孩蔡战胜拐带至邯郸,以4000元价格卖出。
余华英采取的拐骗手法相似,都是在一个地方租房子住十天半个月,一边和周边的人混熟,一边物色合适的小孩。和小孩熟悉后,用零食诱拐离开。被拐家庭大多不富裕,有的是父母做环卫工,早出晚归；有的在街边做补鞋生意,一整天都在外面；还有的以收废品为生,没人看顾孩子。等到发现时,余华英和龚某良早已离开。此前在审讯时,余华英曾招供,为避免他人怀疑是他们拐卖孩子的,会故意留下衣物、棉被等,不收拾便直接逃离。
余华英在庭上称,她和龚某良之间有分工,龚某良负责物色孩子,并安排好时间,将孩子带到火车站,余华英在火车站接上孩子,再带到邯郸。余华英称,拐卖儿童的钱交由龚某良管着,“他是当家的”。
这门来钱快的生意,让余华英一度过上富人生活。余华英的表妹在证词中提到,她在2002年曾找余华英送走私生子,当时觉得余华英“特别有钱、有能力,在新疆、贵阳、河北、楚雄等地做水果生意、开饭店”。知道余华英拐卖儿童后,表妹才意识到“我的孩子相当于被她卖了”。
据检方指控,从1993年到1996年,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余华英和龚某良一共拐卖了来自多个家庭的11名儿童,其中有3对是姐弟或兄弟:
1993年1月,两人在贵州遵义火车站附近将6岁的小A拐走；同年8月,两人又在遵义将小B和小C兄弟俩拐走；1994年,两人在贵州省都匀市白子桥附近将小D拐走；1995年7月,两人在都匀市小围寨附近将小E和小F兄弟俩拐走；1995年冬,两人来到贵阳,将5岁的杨妞花拐走；1996年7月,两人又回到都匀,在西园村小河边,将小H和小I姐弟俩拐走；同年10月,两人在贵阳市东山仙人洞路口附近将小J拐走；随后,两人回到重庆大足,将小K拐走…… 2000年,余华英因涉嫌拐卖儿童,被邯郸警方刑事拘留,但两个月后被释放。
2004年,余华英重操旧业,她的同伙从情夫龚某良换成了丈夫王某文。
据检方指控,余华英和王某文后来没有在贵州或重庆作案,他们前往云南省楚雄,在南华县和大姚县,先后将小L和小M拐卖至邯郸。小M被拐走后,他的父亲前往大姚县公安局报案。经过云南、河北两地警方配合,于2004年5月19日将余华英和王某文抓获归案。面对大姚县警方的审讯,两人均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余华英谎称自己叫“张芸”、王某文谎称自己叫“王伟”,并躲过了当地公检法的审查。
2004年9月27日,大姚县法院判处“张芸”和“王伟”犯拐卖儿童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年。判决后,两人未上诉。服刑期间,余华英于2007年获减刑1年、2009年获减刑2年,于2009年5月18日执行期满,获释后返回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居住。
当时,余华英等人的更多犯罪事实未被发现。
在余华英服刑期间,龚某良被查出患有癌症。龚某良的儿子把他接回家,过了四个月后,龚某良于2008年8月1日病亡。
如今,余华英涉嫌拐走的13人中,有2人(小L、小M)被警方解救,10人先后找到自己的原生家庭,1人(小C)至今未找到。
被拐26年,她一直记得人贩子的脸
被拐那年,杨妞花5岁。抵达河北邯郸后,杨妞花记得中间人提供的住所是一处小院子,左右两间卧室。她和余华英住在较大的一间,那里有两米多长的炕,屋子中间放置了一个火炉。余华英总是板着脸,没有笑容。北方寒冷彻骨的冬夜里,杨妞花也会被赶出去看门。
由于是女娃,杨妞花很久没被买家看中。一个多月后,她才被余华英带到两个村庄间的地里,以3500元价格卖给当地的老太婆,带回给聋哑儿子抚养。在这以后,杨妞花叫这个老太为“奶奶”,喊哑巴为“爹”。
她在养家没受到虐待,奶奶和聋哑养父都对她如亲人。但奶奶从未避讳杨妞花是买来的。奶奶觉得杨妞花聪明,学太多知识容易跑掉,于是小学六年级就没让她上学了,13岁开始外出打工。
余华英在拐卖杨妞花的过程中,曾经对她拳打脚踢,还用开水烫她的头。人贩子的形象一直刻在杨妞花的脑海里。警方在调查过程中,曾经给了杨妞花十几张照片让她辨认,她一眼就把余华英认出来了。
余华英2009年出狱后,杨妞花还在寻亲。“如果当时(2004年)余华英能把她拐卖的其他孩子供出来,我应该能早点找到我的家人。”时隔多年,杨妞花对余华英的憎恨并没有丝毫减少。
“姐姐告诉我,父亲在我丢了之后,把准备盖房子的砖都给砸了,房子也不盖了,到处找我也找不到,就开始借酒浇愁,1997年就去世了。母亲的精神出了问题,第二年也走了。姐姐成了孤儿,跟外婆和舅舅生活几年后,也出去打工了。我被拐走后,还遭到了余华英的虐待。后来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
杨妞花说,余华英不仅害得她家破人亡,上次被抓后,也未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致使她26年后才寻到亲人。
和家人团聚后,杨妞花向邯郸警方报案,希望警方能抓住人贩子。杨妞花说,报案后,邯郸警方对当年的中间人王某付进行了初查。因不清楚父亲当年有没有在贵阳当地报案,杨妞花又向贵阳警方寻求帮助。最终,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于2022年6月6日对杨妞花被拐卖一案立案调查。24天后,余华英在重庆大足落网。
杨妞花在法庭上曾当面和余华英对质,问她是否记得自己,余华英说记得。“然后我亲口告诉她,是我打电话报的警,最终让她上了法庭,在法庭上也是我要求判她死刑的,因为被拐卖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自2021年找到原生家庭之后,杨妞花就加入了公益寻亲组织,注册成为一名寻亲志愿者。两年中,杨妞花参与了多起寻亲活动,帮助十多名孩子成功找到亲人。“在我身后有一群志愿者,是他们一直支持我,我才有底气,才能找到家。”
杨妞花表示,宣判之后,她将回贵州织金老家祭拜父母,把宣判结果告诉父母。
为什么要求判人贩子死刑?
一审时,余华英曾两次流泪哽咽,一次是提及自己卖掉了亲生儿子,她情绪激动,用手抹泪；另一次则是审判长问及她女儿的上学情况,她有些哽咽。由于常年四处逃窜,女儿并没有在固定的地方上学,余华英感到歉疚。
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称,“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罪一案”的意义,已经超过案件本身,该案如果能重判余华英,将会成为以后拐卖儿童罪的标杆案例,也只有严惩人贩子,才可能震慑犯罪,才可能让更多被拐儿童早日回家,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
同样备受瞩目的“孙卓被拐案”中,孙卓爸爸孙海洋同样强烈要求判处人贩子死刑。今年4月7日,拐骗孙卓的人贩子吴某龙出庭受审,作为受害者的孙海洋参加了庭审。法院没有当庭宣判,择期宣判。
4月27日,“申聪被拐案”的罪犯张维平、周容平被执行死刑。不过这其中有个关键人物“梅姨”直到现在还没露出真面目。
在杨妞花看来,父母把自己当宝贝一样疼爱,拼了命找,甚至为此郁郁而终,但在人贩子眼中,她只是不值钱的“商品”。余华英被抓之后,经贵阳市公安部门查实,其账户上没有任何财产。杨妞花称,她并不需要对方的经济赔偿,只要法律严判她,这就够了。杨妞花开了自己的社交账号,她从不介意向大家讲述自己的故事,她说不怕讲多少遍,怕的是大家把这个事忘了,忘记人贩子的恶,然后再出现一个个悲剧。 据中新社、大河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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