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连伟
我出生的故乡还在,我上小学的村小却在30多年前就消失了。我的心里留下了诸多的遗憾,耳旁总是会响起上课下课时一阵阵清脆的铃声。
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我,有幸在我们村里的小学开始了求学生涯。当时我们全村的总人口有五六百人,村小学设在大队的院子里,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的学生有多有少,我们班最多,不足20人。
大队的院子里除了这五间教室,还有大队党支部的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张办公桌,办公桌上有一个话筒。院子里有一棵很粗很高的白杨树,树上最高的树杈上安放着两个大喇叭。不仅用来给父老乡亲宣讲政策、提醒村民日常注意事项、对打骂公婆闹纠纷提出批评,还是我们村小做广播体操的重要指挥员,每到课间操的时候,大喇叭里会播放“现在开始做第五套广播体操:预备,开始……”白杨树低矮的树杈上挂着一个铁铃,那时经常看电影《地道战》,每当上课、下课、放学的铃声响起,我的耳旁似乎就响起电影里老村长敲响的铁铃声。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制是五年,但我在村小却上了六年,因为我上了两个一年级。还在我5岁的时候,我娘就给我报上名送到了学校。入学的时候,我不记得穿了什么上衣,但下衣我记得很清楚穿了一条小裤衩。当时我们的老师是大队书记的女儿,她是第一年当老师,年龄也不大。我把小裤衩脱下来拿到手上玩,她又哄着我穿上。其实那时农村小男孩光屁股根本不当回事。
学校的教室是三间草屋,室内垒的是一排排土台子,我们自己从家里带着小板凳(我们俗称“板头”),课本就是语文和算术,课程表上还有体育课、美术课和音乐课。上体育课的是另一个年级的男老师,带着我们到村西头的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去跑步,让我们高声喊“一二三四”,也做一些“老鹰捉小鸡”、两人一队百米赛跑等；上美术课时,老师在黑板上画鸡狗鹅鸭、西红柿茄子等我们常见的动物和蔬菜；上音乐课是最快乐的,我们都想学一首新歌回家在爹娘哥姐面前显摆一下,教我们音乐课的也是一位女老师,我喊她大姐,她是我们小学唯一吃国库粮的公办老师。
我们村小的老师都是本村的,他们的学历最低的只有小学毕业,就是教我的大队书记的女儿,教了我两年,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她就出嫁了,我就换了一位男老师,是我本家大姑家的儿子,我喊他大哥。我这位大哥虽然是初中学历,但肚子里的学问也不是很高。记得他教我时间不长,有一次他把“谆谆教导”的谆读成“heng”,我就站起来给他说你读错了,让大哥立时脸红得像块红布,丢了大脸面。不过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大哥都快70岁了,和我家是路两侧的对门邻居,每当我回家的时候,只要被他遇见了,总会热情地招呼我:“三弟,今天上我家吃饭吧?我杀只公鸡,咱喝一气。”我的心里总是热乎乎的,虽然我总会想起小时候课堂上那尴尬的一幕。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大哥已经是初中生了。从我上学的那天起,大哥每天晚上都在堂屋的地下摆上地瓜干教我数数,还自制了一块小黑板挂在土墙上教我识字。大哥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而且是一生的老师。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大哥高中毕业也回到村小当了一名老师,不过他一回来就教五年级那个毕业班。我们班当时有两个年龄比较大的就跳到了五年级那个班,我当时是我们班经常考双百的,大哥不同意我跳级到他的班里,但他带着毕业班的全体同学去照毕业照时,却把我带去了。至今有一张戴着红领巾、站在麦地头上的照片被我珍藏着,那就是大哥让人给我照的,过后大哥还让照相馆把这张黑白照片加了颜色。如今看到这张照片,我既怀念那纯真无邪的少年时代,更为大哥对我的呵护关爱而感动。
上小学的时候每年最大的活动就是庆祝“六一”儿童节。我们坊坞学区辖六个大队,每个大队的学生这一天,都会穿上只有过年时才穿的新衣服去参加庆祝活动。我上五年级那一年,“六一”儿童节庆祝大会上学生代表发言的机会给了我,那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面对几百人讲话。所以几个月后我上初中的时候,大多数老师不管是教过我的还是没教过我的,都能叫出我的名字,我想那次发言还是给我带来了放大效应。
如今,教过我的村小的老师已经有三位成了古人,当年的村小也在30年前“撤点并校”的政策下消失了,原来村小的地盘早已成了民居,想找一点点当年村小的痕迹都找不到了。当年无知单纯的小儿也已迈入了老年人的行列,现在回忆一下让自己迈入知识海洋的村小,心中有酸有甜。消失了的是村小,留下的是思念。时空飞转,回不去的是旧时光,期待的是明天更阳光更温暖……
(本文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山东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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