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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
在今年的山东省“两会”上,省教育厅副厅长陈光华给出的数字是:当前,我省高校总负债是160亿元。对这个数字,有学者估计还要高,“220亿到240亿之间。”“全省86所省属、地方高校都有负债。”省教育厅财务处处长刘凤山说。
据《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发布的数字,从1999年有贷款开始到2005年,全国大概形成了2000亿到2500亿元人民币的高校债务。2007年,有学者公开表示,贷款规模在4000亿元以上。
高校负债的主要原因是大兴土木,债务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背后最直接的原因是超出了原有资源承受能力的扩招。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有学者提出建议,若3年内我国高校招生量增加1倍,即扩招200万人,并且新增学生一律实行全额自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他费用每年4000-5000元,则高校可以多收学费200亿元,学生在校消费约为40亿元。再考虑这笔钱所带动的间接消费,可拉动1000亿元左右的投资和最终消费。
学者的建议很快被采纳,在政府的推动下,高校扩招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也由此启动,山东省高校也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其中。
采访中,多数高校负责人都提到一个年份———1999年。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年。
有学者注意到,几项有着历史意义的高等教育改革都发生在1999年:这一年,中国拉开了高等教育大扩招的大幕;这一年,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全面启动;这一年,全国各地掀起兴建大学城的热潮,位于河北廊坊的国内第一座大学城开工建设,种下了大学城建设的“试验田”;还是这一年,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出台并开始试点,等等。
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巧合,背后或多或少地留有国家利用“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控的痕迹,也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山东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徐同文说,1999年开始的扩招,正值各地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时期,工厂扩建、农民进城务工、农业用地变成城市规划用地。
济南市长清区政府的一段资料显示,大学科技园全部坐落在崮云湖街道范围之内,占地43.11平方公里,涉及23个村庄,2.5万人需整体搬迁,所占村庄、人口和土地面积均占全街道的三分之二。到2009年6月,大学科技园已有10所大学入驻。17个村庄18000余人顺利搬迁入住居民小区。
“谁没有贷款就像吃了亏”
我省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开始,高校每年招生总数持续增加,扩招量最大的2005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增加了73121人,当年,全省高校(本专科)总招生数突破了40万人,全省高校数量104所,比1999年的52所正好翻了一番。
2009年,我省高校招生总数为501082人,而这一数字在1999年仅为82410人。
10年间,招生数增长了6倍,相当于创办了40多所万人大学!
学生数急剧膨胀,建设新校区显得十分必要。
“某大学不足600亩的校园居然装得下24000人,简直到了人满为患的地步!”2005年9月27日,在山东省政协九届十五次常委会上,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赵承福曾公开疾呼:放缓高校扩招速度。
山东师范大学2000年(普通本专科)招生3983人,到2003年招生数增至6042人,同年10月,该校占地3000多亩的长清校区开工。五年时间,学校新建校舍面积60万平米,超过了前50年的总和。
2002年,山东建筑大学新校区奠基,山东轻工业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济南大学等高校的新校区建设也如火如荼。
“要求你扩招,又不给你钱建设新校区,你说大学怎么办?”一位高校负责人说。
一项面向全国负债高校的调查显示,政府以默许、鼓励甚至强制的方式带动高校向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当被问及贷款的主导方为政府、银行还是高校时,有许多调查对象将问卷中的选项‘政府鼓励’自行改成了‘政府强迫’,足见政府在高校贷款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林莉曾在媒体公开表示。
为向固定资产建设投入足额资金,高校与商业银行之间终于突破了简单的存储和信贷关系,大举借债。
山东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张体勤说,高校被商业银行视为“优质客户”,每年有较稳定的财政拨款,还息起码有保证,保证了利息的偿还,银行就有了存贷利差,利润也有了保障。
“银行是在‘撵’着高校贷款,”徐同文说,从高校心理上,也形成了共识,“别人贷款,建了新校区,可以再扩招,我没建,规模就小。最后的贷款谁还?反正公办大学是政府的,要么政府还,要么就是银行的坏账,最后,大家都有了种感觉,好像从银行贷出款来,就像是从政府拿来了拨款,谁没有贷款像是吃了亏。”
“对于贷款,大家心里有个底线,就是公办大学绝不会破产。”徐同文说。
一位高校负责人透露,山东各高校贷款一般在5亿-7亿左右,多的贷款总额达到10个亿,每年利息至少3000万,银行直接从大学财政拨款和学生学费中扣取利息,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教育质量下滑比负债更可怕
财政制约、经费枯竭、大规模扩招,与这些伴随的,是自习室、学生宿舍、师资等教育资源的紧张。在巨额的贷款压力下,每个大学校长都不得不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处理好还贷与学校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成为考量每个校长管理水平的重要方面。
王堃(化名)是某省属高校的青年教师,从2008年研究生毕业入校当老师开始,每个月1700元的工资,一直领到去年,由于学校贷款漏洞需要填补,各种补贴、奖金、取暖费等停发,“讲一节课的课时费只有20元,说出去谁信?”王堃说。
“不少大学校长的首要任务成了还贷,根本无暇顾及教学质量的提升。”徐同文说,每扩招一个学生,就得准备好足够的经费,而不是相反。比如,剑桥大学扩招一个学生,都要经过董事会批准,因为扩招学生需要增加相应教学资源,确定有足够的教学资源才会扩招,这在剑桥800多年的历史上已经成为惯例。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是这种模式,但中国的扩招和投资没有关系。“高校扩招是录取通知书和毕业证书的扩大,而不是教育教学资源的增长。如1999年,本科生生均拨款4600元,到了2003年,生均拨款降到了2300元。”徐同文说。
徐同文认为,财政拨款加学生学费是学生生均教育成本,物质保证是教育质量的核心,就像一个人的饭费一样,少了就吃不饱、吃不好。以国家目前生均拨款5000元、学生学费4000元计算,每个学生年成本9000块钱,三分之一支付老师的工资,三分之一支付水电暖运行成本,三分之一支付图书、实验等成本,每年9000元刚刚达到我国生均培养成本,而美国公立大学生均每年培养成本在1.6万美元左右。
“这是最低教育成本,如果再把其中三分之一拿来还利息,那么,培养成本只剩6000元左右,学校可能还要从里面抽,作为进一步的基础建设。”徐同文说,我们的教育质量是打了折的,至少打了六折,这个问题就在这放着,没办法逃避。
“除了盖楼以外,高校图书室、实验室、师资变化很少,楼没盖起来,不可能去买书、装设备仪器,现有老师发工资都成问题,不可能再去大批量招新老师,这都是明摆着的,但学生教育质量直接受制于这三项,教育质量的下滑受教育资源不足的直接制约。”徐同文说。
曾经,有准备考研的学生找到张体勤说:“书记,我们每天都要起很早去占座,能不能把考研学生的座位固定下来。”这让张体勤很为难:“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把部分座位固定下来,这会让自习室更紧张。”
张体勤还有很多事情想做,比如在章丘明水校区,建一座正儿八经的图书馆,比如给每个教授配一间办公室,让教授们可以静下心来做学问,学生可以随时找老师交流,“但是现在还做不到”。
▲随着资金到位,山东轻工业学院图书馆重新开始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