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高校书记、校长、统战部部长和教授们组成的山东省政协教育组，年年热议最多的不是如何办学，而是怎么化债。

    “已经不愿意说了，说了也白说。”初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公开前一天，教育组的委员们还牢骚满腹。

    然而，就在这时，事情有了转机。

    “我今天来，只谈一件事———投入。”省长姜大明参加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教育组讨论时说。

    “提高各类高校和职业学校的生均拨款水平，其中省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定额平均提高1200元，争取年生均拨款水平达到9500元。”

    《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比这一条更能让大学管理者兴奋的。

    与此同时，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山东省教育厅公布了高校化债的四项措施：提高生均拨款、土地置换、鼓励政策与开源节流。

    高校最难的日子真的快过去了吗？

    谁让大学贷的款？

    “没有人让你贷，看到一个大学贷，别的大学都贷。”

    “您对大学负债问题怎么看？”在一次早餐会上，山东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徐同文曾把问题抛给省长姜大明。

    省长反问道：“那我问你，谁让他们(校长们)贷的？”

    长期研究大学经营管理的徐同文认为，省长这一问恰恰击中了高校贷款的软肋。

    徐同文说，他就学校的贷款一事问过财政厅、教育厅、发改委，得到的答复无一例外：“我们没有批准过学校贷款。”

    徐同文著有《现代大学经营之道》一书，他认为，一所大学的构成不外乎所有者、管理者和消费者，所有者是政府，消费者是学生、家庭和用人单位，校长和各组成部门是管理者。

    “一个公司的经理，既没有权力去贷款，也没有权力决定盖一个厂房。”徐同文说，负债是大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是贷款的决定权不应该是大学校长，高校举债就好比企业的总经理未经授权贷款。所有者政府才是举债主体，这反映的是中国大学体制的不规范。

    “没有人让你贷，看到一个大学贷，别的大学都贷。”徐同文打了个比方，就像一个孩子，没有行为能力，但是由于家长疏于管理，在外面借了钱，现在回头找家长还债。

    做“家长”的态度也从最初的袖手旁观，悄悄有了转变。

    2009年，教育部首次明确表示“开展化解高校债务风险工作”，与此同时，改变了以往否认危机说的态度，承认高校负债2000多亿元。

    今年省“两会”上，省教育厅新闻发言人陈光华列出了四项化债措施：今年，高校生均拨款数额由原来的6000元，达到生均9500元，明年会提高到12000元；对高校主动化解债务进行奖励；鼓励高校进行老校区土地置换；鼓励高校开源节流、节俭办学。

    “你每还1块钱的债务，国家就奖励你4毛钱，如果现在还不想办法还债，就是傻瓜、大傻瓜。”前不久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副省长黄胜公开表示。

    政府摆脱不了的责任

    各校贷款总额普遍在5亿元到7亿元之间，除了向银行的贷款，还有少部分通过银行向教职工的借款，以及少部分拖欠的工程款。

    记者从山东经济学院、轻工业学院、济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了解到，各校贷款总额普遍在5亿元到7亿元之间，除了向银行贷款，还有少部分通过银行向教职工的借款，以及少部分拖欠的工程款。

    高额负债下，开源节流、节俭办学是每个高校都自觉在做的。2007年，山东经济学院提出办公经费压缩20%，包括行政会议经费缩减，差旅费、校部机关办公费压缩，“比如出差时会对乘坐飞机有所限制。”该院党委书记张体勤说，在还完利息后，经费优先用于保证教学和科研。

    此外，各个高校经批准设立的独立学院招收本科三批学生，其学费也是学校筹资的一个渠道。“1500名独立学院的学生，可以带来1000多万元的进账。”一位高校负责人说，“这些年来，高校的还债一直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杨玉春博士说，目前，政府拨款和学杂费收入约占普通高校经费收入的90%左右，是多渠道筹措资金中最主要的两个渠道。但从学费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看，2004年学费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为48%，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为155%，按照国际参考值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0%作为学生缴纳学费的标准来看，我国高校的收费标准已偏高，因此依靠再提高学费而扩大高等教育资金筹措能力的潜力很有限。

    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承诺的生均拨款增加额，山东交通学院党委书记谭晓防算了一笔账，以交通学院的学生数，每年将新增教育拨款2000多万，可以解决还息问题。

    张体勤说，2010年，经济学院偿还了银行贷款3000万元，还还了6000万元的工程款，他预计，有了新增的生均拨款，每年还息能基本解决，5年左右可以还完全部债务。

    “卖家底”并不那么简单

    “老校区沉淀的历史、凝聚的文化以及周边长久形成的商业氛围，对于一所大学和周边居民来说，是一笔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卖掉老校区相当于割断了学校的历史。”

    济南市和平路47号，诚基中心初具规模，这里被认为是市中心绝版地段之一，房价高得惊人。但对于山东建筑大学(原山东建工学院)1989级学生吕先生来说，触动他的并不是房价，而是“我再也找不到母校了”。

    山东建筑大学一位教授介绍，当年学校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容纳两三万名学生的大学，市区和平路上的400亩地根本不够用，于是学校看中了当时还是荒郊的经十东路。由于地价便宜，一下就购了2500余亩，只花了1亿多元。这么大的一片荒地，要建新校区，粗略估计要花费8亿元以上，当时没有拨款，钱从何来？学校就想出了置换土地的办法。

    卖掉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老校区，换取建设资金，对于没有足够政府拨款的学校来说，是扩大办学规模的一条捷径。

    不过，按照当时的土地政策，山东建筑大学并没有如愿以偿，最终只拿到地款的60%投入新校区建设，直到如今，该学校仍然在沉重债务下运转。

    “有的高校仍不舍得把老校区置换出去。”在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谈到土地置换偿还债务的方式，省教育厅副厅长陈光华说。

    “的确，老校区沉淀的历史、凝聚的文化以及周边长久形成的商业氛围，对于一所大学和周边居民来说，是一笔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卖掉老校区相当于割断了学校的历史。”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龙世立说，山大不是没有想过“卖家底”，然而，原山东医科大学所在的趵突泉校区、被师生称为“老校”的洪楼校区，谁敢拍板把它们卖出去？

    “土地置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高校暂时的资金紧张，但绝不是将土地一卖了之那么简单。”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杨玉春博士认为，在高校获得资金收益的同时，却在进行着另一种资源浪费，以河南省为例，据有关部门统计，在1999年之前，河南省一共形成了600多万平方米高校校产，这些房产和地上地下基础设施、树木花草等，以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衡量，其价值在20亿元左右，它们支撑了河南省50多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如果为了盘活老校区土地资源而把现有资源破坏掉重建新校区，社会总成本太高。另外，我国的高等教育目前还处于较低水平，高等教育规模仍将进一步扩大，本来可以充分利用的旧校区被拆除，到时候这些学校又将再征地扩建新校园，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浪费。

    另一个事实是，很多学校可供置换的土地并不多。

    位于二环东路7366号的山东经济学院老校区占地580亩，是学校校部机关所在地，“老校区是肯定不能动的，除此之外，只有老校区南侧十几亩土地可以卖。”山东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张体勤说。在这之前，山东轻工业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建筑大学的老校区都已经另归他主。

    “政府本身没有钱并不重要，完全可以用政策、法律和资源来扶持大学建设。”山东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徐同文说，办法之一，可参照美国《莫里尔法》建设大学，即所谓“赠地学院”。

    “赠地学院”模式或可借鉴

    加强城市经营，通过城市经营来筹措建设经费，这种思想由此成为临沂市政府解决临沂大学筹办经费的一种有效途径。

    占地几千亩、共投资几十亿元的临沂大学，办学规模在我省地方大学中屈指可数，被媒体称之为一个“零负债扩张”大学的样本。

    曾任临沂大学党委书记的徐同文说，临沂市财政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搞建设，但当时的土地经营、城市经营政策非常好。在2001年的省人大会议上，省领导对临沂市政府通过城市经营筹措建设经费的做法表示认可，这种思想由此成为临沂市政府解决临沂大学筹办经费的一种有效途径。

    2002年，临沂市人民政府批复临沂大学整体建设方案。这年的冬天，徐同文以访学身份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进行“政府赠地学院”模式专题研究。半年后，一份“在我国按赠地学院模式建设地方大学”的研究报告获得临沂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并被采纳，“政府主持、市场运作、校地互动”的建设模式应运而生。随后，规划用地7000亩、建筑面积158万平方米的大规模建设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并上报省政府正式立项。这一规划很快得到临沂市人大的批准，“地方政府以立法形式批准大学规划，这在全国还是第一个。”徐同文说，正是通过市场化运作，新校区很快就成了规模。

    多种方式吸引民间投资

    “1995年，社会捐资占高校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6%，到2005年，这个数字却降到了0.8%，而在欧美国家，这个数字平均是6%。”

    在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面前，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这两条路子，徐同文、王剑波等多位学者建议，制定捐赠免税法规，鼓励社会对大学的捐赠，多种方式吸引民间资本。

    主管临沂大学时，徐同文一直认为，提高大学的市场化程度是应对债务危机的途径之一，应该让市场调节大学学费和科技研发经费的归属。

    徐同文认为，包括化债在内，未来大学经费来源主要还是三个渠道：一是政府（或投资人）承担基本的生均成本经费；二是学生学费；三是通过社会服务和教育资源经营的收益。

    山东经济学院教授王剑波建议，应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向大学捐赠，在国外，企业捐资给教育可以免税。但在我国，企业只有捐到红十字会组织等法定的几个机构才可以免税，捐给学校仍然计算在生产成本里纳税。“1995年，社会捐资占高校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6%，到2005年，这个数字却降到了0.8%，而在欧美国家，这个数字平均是6%。”

    “出现现在高校高负债的情况，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总是被攻击的靶心。但是我认为，正是由于教育没有真正市场化、民营化，所以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很容易成为‘工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林莉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说，因为从根子上说，大学都是政府的，但是政府又不可能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因此应该鼓励更多的高校采取多种方式吸引民间资本，也应该加大对私营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的促进力度。但现在中国教育的准入制实际上是对私营资本实行了歧视性政策，所以现在不是真正的“市场化”，而是一种“伪市场化”。

    “以大学城的兴建为例，大学是一个人知识化、技能化、社会化的教育经历，特别是农村的孩子进城读书，需要体验城市生活、观察城市运转，这是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然而，孤零零的大学城周围，连栋写字楼都见不到，成片的新建楼房其实割断了一个大学的历史传承，这是教育者最不愿意看到的。”杨玉春说，大学的发展需要依循自身的历史和教育规律，而非沦为社会发展的工具。

    文/本报记者 徐洁 片/本报记者 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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