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2020年12月20日是傅斯年先生逝世70周年。山东聊城人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是学界公认的领袖人物,走在五四运动北京学生队伍前头那个举旗的是他,创办影响至今的“中研院史语所”的还是他。这位1896年出生于聊城的山东汉子,同时又以火爆性格“享誉”学界、政坛,那个敢于当面质询抨击政府要员孔祥熙、宋子文,“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的知识分子是他,那个为工作和学术纷争与同事、朋友分道扬镳的还是他。傅斯年自知脾气不好得罪不少人,却从不求全。他曾说:“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不做乡愿。”正因为如此,人送“傅大炮”之称号。那么,这门“傅大炮”的射程到底有多远呢?略举一二,或可从中窥见一斑。
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后,在岛内大搞白色恐怖,规定包括傅斯年任校长的台湾大学教职员工必须互相“联保”思想纯正,彼此不存在“间谍”行为。傅斯年闻之大为不满,提出:“所有台大教职员工,皆由我校长一人保证,一切问题皆由我负责。”当时有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大优容、包庇共产党,校长责不容失。傅斯年以牙还牙,在报纸上予以回击:“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最后声明:“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1949年4月6日,治安当局以抓捕赤色分子为由欲进台大校园逮人,傅斯年直接站在校门口,对特务大吼:“如果要抓学生,就先抓我。”还对警备副司令发出警告:“要是有学生流血,我要和你拼命。”最后逼得蒋介石连声叹道:“罢了,罢了,就让他出出风头吧。”据传,无论是在大陆的时候还是到了台湾,蒋介石给部属训话时,只有傅斯年敢跷着二郎腿,一副愿听就听、不愿听就不听的傲慢,令蒋介石颜面尽失。
对于工作中的一些分歧或学术之争,傅斯年同样坚持己见,不和稀泥。比如,与历史学家顾颉刚的不欢而散,其实都是因为工作和学术上的一些不同看法产生的误解,却也是“大有不可挽回之势”而致分道扬镳。
1916年,傅斯年和顾颉刚一起考进北京大学,一个入国学门,一个读哲学门。第二年秋天两个人被分配到一个宿舍居住,成了朝夕相处的室友,且相处甚好,“课罢饭后,辄纵论世事、学问,历久不倦”。与傅斯年一同创立新潮社的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说,对人非常谦和的顾颉刚能与元气淋漓的傅斯年成为好友,除了由于二人都具备优良的学问修养、对世事的看法相同之外,二人性情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之间具有极其显著的互补作用,相得益彰。毕业前夕,傅斯年考上山东省出国留学资质赴英深造,顾颉刚专程到上海送行,可见两位室友之亲密关系。大学毕业后,顾颉刚进李大钊任馆长的北大图书馆工作,后到新潮社任职,两人一直保持频繁的书信来往。其中一封傅斯年从英国写给顾颉刚的谈古史论的长信,被顾颉刚收入著名的《古史辨》第二册,影响甚大,读来情真意切:“颉刚,我称赞你够了么!请你不要以为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此时你应做的事,就是赶快把你这番事业弄成。”彼此间甚至有兄弟般的情意。
傅斯年留英归来,于1926年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筹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聘请的第一位教授就是顾颉刚。顾颉刚不负厚望,在中大干得风生水起,赢得声誉。但是,其子顾潮说,顾颉刚在中大为授课及研究所事务花去了几乎全部精力,而自己没有作成一篇研究文字,就连读书笔记,竟也来不及记了,这与他一向追求的研究学问的境地大相径庭,这使顾颉刚萌生了去意。恰在此时,燕京大学于1928年春向顾颉刚发出了邀请,他觉得这甚合自己的宿愿,便答应了,并告知了傅斯年。傅斯年听了坚决反对,称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责备顾颉刚忘恩负义。顾潮说,顾先生怕伤其感情,就对傅斯年说:“只要你供给我同样的境遇,我可不去燕大。”
为什么对于顾颉刚的离去,傅斯年反应如此激烈?当然这是他的性格所致,骨子里就没有“轻声细语”的“商量商量”。还有一个问题是,顾颉刚到中大之前,因北大欠薪过多,已身背两千元的债务,难以维持清苦之生活才不得已南下,“为贫而仕”。中大两年,傅斯年给予顾颉刚最高待遇,使之还清债务,没有了经济压力。估计这也是傅斯年责备顾颉刚“忘恩负义”的出处。就在两个人僵持之时,即将筹备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寄来聘书,请二位一同参与“史语所”的筹建,他们欣然接受,顾颉刚要走的事暂时搁置。但是,因为这事二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裂痕,可能顾颉刚感觉有些委屈,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他说:“我若是要名要利,则中山大学所以待我,孟真所以待我设法者确已不薄。我应当感激不已,却之不去。不幸我的目的不在名利而在别的。我便不能因有饭吃了故而舍弃我的真生命。”
对于这等纷争,傅斯年的态度是坚持己见,却鲜有文字或书信争辩。从性格上讲,顾颉刚自认为“生性倔强,只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能听从任何人的指挥的”。顾颉刚曾这样分析他与傅斯年的争执,他说“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后来顾颉刚把这些想法写信告诉了胡适,并希望胡适把自己的意思转达给傅斯年。胡适也真的把这些信让傅斯年看了,傅斯年很是不满,找到顾颉刚当面与他大吵一架。这就是傅斯年的性格。顾颉刚在1929年5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盛气相凌,我无所求于彼,将可谓用架子压倒我耶!”在这种情况下,顾颉刚致信蔡元培和傅斯年,要求将其改为“中研院”特约研究员,不再直接参加“史语所”的筹建工作。两位在新文化运动中一同乘坐前行的友谊的小船触礁搁浅,各自弃船,分道扬镳。但毕竟这是君子之交,即便各走各的路,在其后的岁月中,傅斯年与顾颉刚始终称颂对方的成就与才华,写就一段学人佳话。
择善固执,傅斯年也知道自己的毛病,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动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病逝,享年54岁。一向以齐鲁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曾挥毫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这是他对故乡的眷恋,却只能“归骨台湾”了,令人悲怆。
七十年昼夜不舍,傅斯年先生以其决绝的山东人的脾气、个性,留存豪气于后辈学人。史学家陈寅恪赋诗念及:“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表达自己对傅氏的感念与伤悲。傅斯年五四时期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亲密战友、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以《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为题纪念傅斯年,他写道:“孟真好动气而不善于养气,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可是其中一部分是由他办事太认真,和是非观念太强之所致。我想以‘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两句话来形容孟真,第一句形容他的才气,第二句形容他的风格。”
知傅孟真者罗家伦也。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对傅斯年的形容再没有比此题更为贴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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