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罗振玉(右)
▲商祈雨甲骨刻辞残片。
最近,位于北京的鲁迅博物馆搞出了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该馆举办了一场“国学大师罗振玉学术成就展”。虽说展品大多属于国宝级别,但考虑到鲁迅与罗振玉的关系,不得不说,这次同框,让人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鲁迅先生曾经抨击过罗振玉,说他的学术研究有一股“广告”的气息。尽管鲁迅先生对罗振玉的治学方法有微词,但从古文字以及古器物研究的角度来说,罗振玉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罗振玉,同治五年(1866)出生在江苏淮安。其父名叫罗树勋,曾先后任江宁、清河县丞。自小衣食无忧的罗振玉15岁就考上了秀才,可随后连续两次乡试都名落孙山。接连的失败,让罗振玉认清了现实。在第二次乡试落第后,他找到一份乡间塾师的工作,教书养家。回顾罗振玉的一生,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他最为惬意的时光,没有世事的烦扰,没有琐务的羁绊,眼所及不过闲琴野鹤,耳所闻只有书声琅琅,每天与顽童相伴,时时有经典诵读。
但这种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国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时局的动荡,很快波及到了罗振玉。他是一个读书人,读的是儒家经典,受的是孔孟教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今政府罹难,百姓受灾,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一种士大夫的责任,呼唤罗振玉站出来,用自己的力量救国救民。
诚然,以后罗振玉的人生道路走偏了,成为了千夫所指的汉奸走狗,万夫唾骂的封建余孽。但此时的罗振玉,确实怀着一颗救国救民之心,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人性是复杂的,认识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脸谱化,有功劳就无限神化,有劣迹则使劲贬低,这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观,实为学习历史的大忌。
说回罗振玉。他在甲午战后的第二年出山,先是与蒋伯斧合作,在上海办了弄学社,并创刊《农学报》,从事搜集翻译农学著作的工作,力图实现“科技救国”。由于缺乏翻译人才,罗振玉在1898年6月创办了东文学社,请日本人藤田丰八以及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人员在社中任教。社中只有六名学生,其中便包括王国维。罗振玉很欣赏他的才识,两人遂结下终生之交。
也就在这个时候,罗振玉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因为出身小官僚的家庭,囿于阶级的局限性,他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导的戊戌变法十分反感。至于康有为、梁启超两人,罗振玉更是非常厌恶。阶级的对立,禁锢了罗振玉的进步思想,思想的局限,蒙蔽了罗振玉的救国之心。自此,他化身顽固派的得力干将,成为了阻碍中国进步的一分子。
罗振玉的政治态度,得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的赏识。1901年,经两人举荐,罗振玉获得了去日本考察教育的机会。在日期间,他与日本政客小村寿太郎、近卫笃麿、长冈护美等人交往频繁。就在这段时期,罗振玉的思想再度滑坡,他把拯救清政府的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人身上,对于日本劝诱清政府在东北另立“满蒙帝国”的计划,罗振玉不但没有反对,反而为其四处奔走。这表明,罗振玉已经彻底堕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罪人。
罗振玉回国之后,先是任南洋公学虹口分校的校长,随后受江苏巡抚端方委托,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此后他官职步步升迁,曾一度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在此期间,他曾奏请学部购运敦煌石窟的古文物。这些文物史料后来有相当部分转入了他手中。宣统年间,罗振玉大力搜购安阳出土的甲骨,先后得三万余片,这是他以后从事古文字以及古器物研究的重要条件。
当然,罗振玉发达了,并没有忘记王国维。1903年,经罗振玉的介绍,王国维到张謇办的通州师范学堂任职,在这里供职一年多后,接着在苏州学堂任职。
1906年,罗振玉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王国维又跟随罗振玉一家在京城谋生,由罗振玉在学部为他谋了一个职务,并让他住在自己家中,这样既可共同探讨学问,还可以让家中仆人照顾王国维的生活。在京城供职的两三年内,王国维先后失去了父亲、妻子、继母三位亲人,这使得他悲痛欲绝,幸好有老朋友罗振玉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感到这个世界还有几许温情。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同王国维带着家眷,于12月初逃到了日本京都,成为了亡命遗臣。在日本期间,罗振玉利用他的大量收藏,先后著录《殷虚书契前篇》、《后篇》及《殷虚书契精华》等书,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虚书契考释》与《流沙坠简考释》。罗振玉治学有个习惯,每搜购一批古文物,经过考校,出书之后便卖掉,然后再买一批,如此反复。所以鲁迅说他是:“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
1919年春,罗振玉自日本归国。五年之后,他应溥仪的邀请,“入职南书房”。与王国维一起检理宫中器物。就在这个时候,罗振玉与王国维间生嫌隙。当时和罗振玉同值南书房的,还有一批遗老。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小小的南书房也成为遗老们的争斗之所。随着这些人的矛盾逐渐激化,王国维不想自己成为棋子的态度,让罗振玉渐生不快,两人的关系就此出现了裂痕。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罗振玉与陈宝琛经过苦心策划,将溥仪偷偷地护送到了日本使馆。在日本人的庇佑下,溥仪得以在天津日租界的“张园”住下,罗振玉因“护驾有功”,成为了“顾问”,可以时常出入张园。罗振玉的“飞黄腾达”引起了其他遗老的妒忌,很快谗言便进入了溥仪的耳中,无奈之下,罗振玉只得迁居旅顺,暂避风头。
而就在这个时间段里,罗振玉和王国维彻底绝交。两人本是儿女亲家,罗振玉的三女儿罗孝纯嫁给了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没承想,王潜明在年仅26岁的时候便撒手人寰。罗振玉前来吊唁,在女婿入殓后,竟不告而别地带走了自己的女儿。正为中年丧子而极度伤心的王国维对自己的知己、儿女亲家罗振玉无缘由地带走自己的儿媳,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
在儿子故去的善后处理方面,王国维与罗振玉再次产生矛盾。王国维为儿媳罗孝纯的将来考虑,把海关所给的抚恤金全部寄给罗孝纯,然而罗家却出乎意料地拒绝接受抚恤金。王国维几次把汇票寄去,几次又被退了回来,最后罗振玉竟写了一封绝交的书信寄来。
在这份绝交信中,罗振玉以崇尚博爱的墨子来比喻自己,指出自己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无私援助王国维,从来没有怨言,却把王国维比作主张“重己”的先秦哲学家杨朱,认为王国维很自私,知恩不报。
双方的矛盾自此不可调和,两人三十多年的友谊就此终止。后来,罗振玉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特别是当他接到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消息后,更是痛不欲生,直呼:“静安(王国维的字)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向与日本政客有勾结的罗振玉,认为复辟帝制的时机已到,便去往日本军部游说。他就此成为了帮助日本分裂中国、炮制成立伪满洲国的重要人物之一。1932年,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任罗振玉为伪参议府的参议,后来又任命他为伪监察院长。伪满洲国实行帝制后,罗振玉受到了“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7年6月,罗振玉退休,此后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1940年6月19日,病逝于旅顺。
回首罗振玉的一生,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复杂”。从学术上来看,罗振玉可谓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对甲骨文学、考古学、敦煌学有着突出的贡献。但从政治上来说,罗振玉又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他思想保守,对内顽固守旧,对外卑颜屈膝。这样复杂的人,其实在清末也有很多,他们不是没有才干,只是不知时务,没有眼界,缺乏胆识。这样的人最终坠入泥淖,实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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