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邢小震创作的油画《八马同槽》在本次展览上亮相。画中人物左起:郑鹤声、童书业、赵俪生、杨向奎、王仲荦、黄云眉、陈同燮、张维华。
□山东大学博物馆 尹传宾
“八马”之形成
如果以1901年10月开设的山东大学堂计,山东大学已走过百余年历程,但其历史系却迟至20世纪40年代末才得以正式建立。然在短短数年之间,到50年代初,该系在师资力量方面已成为整个山大之执牛耳者,特别是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王仲荦、郑鹤声、张维华、陈同燮和赵俪生“八大教授”同时执教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这就是著名的“八马同槽”。
“八马”的领袖是杨向奎,就担任教职而言,“八马”当中,杨与历史系渊源最深。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杨向奎到山东大学任教,随后在1952年担任文学院院长,同时继续兼任历史系主任。继杨向奎之后来山东大学任教的是王仲荦。青岛解放后不久,杨向奎就延聘童书业担任专任教授。接到杨的邀请,童遂于1949年9月到达青岛,受到了“此前从未受过的推重”。赵俪生在1950年冬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南下进入山东大学。1951年1月,经华东教育部的介绍,黄云眉进入山东大学。同年3月,因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郑鹤声遂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9月,陈同燮被聘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原齐鲁大学历史系的张维华也因并校成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一员。至此,“八马同槽”的局面遂告形成。
“八马”之盛世
“八马同槽”的盛世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文史哲》杂志创办现世、“五朵金花”引领潮流……“八马”带来的人文学科盛景奠定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办学传统,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1年5月,《文史哲》以“同人”刊物的身份于青岛山东大学正式创刊,“八马”中的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构成了最初的编委会班底。创刊伊始,《文史哲》杂志便是山东大学人文学术最为明亮的一扇窗口。其成为以“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而闻名中外的学术沃土。
自诞生之日起,《文史哲》就引领着思想与学术的潮流,引领着国内人文学术的风向,它所发起的几次大讨论,所关注的学术问题,都对全国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54年,刚刚创刊三年的《文史哲》因刊登山东大学刚刚毕业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1955年,毛主席订阅了《山东大学学报》,并致信山东大学求购一至四期。山东大学赠送给毛主席《山东大学学报》一至四期合订本。
所谓“五朵金花”,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史学界围绕着五大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的争鸣,包括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其中前三个问题皆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东大学联系密切,以“八马”杨向奎、王仲荦、童书业、赵俪生等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全国范国内的学术争论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而《文史哲》则成为他们各陈己见的重要阵地。
“八马”之趣闻
童书业先生是“八马”中极具权威、趣闻轶事最多的著名学者。杨向奎、赵俪生、童书业三位是京剧迷。童书业自幼爱看京剧,尤好武打戏。到青岛后,有时晚上也会外出看戏。青岛的路依山势而修,蜿蜒曲折而无定向。他到青岛数年后仍辨不清路向。一次晚间从戏园出来走迷了路,只得到附近派出所去问路。派出所民警不相信眼前这位不修边幅的瘦弱者是山东大学的教授,打电话到山东大学值班室,学校只得派车将他接回。又有一天晚上,童书业闯进学生宿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叫童书业,是历史系副主任,要回家认不得路了,请谁送我回去。”于是历史系的学生孙达人恭恭敬敬地送他回府。
八位教授中间,只有陈同燮先生的老伴不在身边。每到周日,他便约请同学们到郊区去玩。有一天,陈同燮先生同同学们去游五号炮台。面对波澜不惊的蔚蓝大海,遥望当年五百壮士英勇赴死的田横岛,他要求同学们每人赋诗一首,然后评出一、二、三等奖。奖品仍然是他出钱,买花生给大家吃。获一等、二等奖的同学只管吃,只有获三等奖的同学要“受罚”——跑腿去买花生。
就“八马”的讲课而言,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复旦大学教授邹逸麟先生回忆说:“在我个人印象中,讲课讲得最精彩的是张维华先生。张先生讲课底气十足,声音响亮,一口山东普通话,乡音很重,上课时嘴上香烟不断,一支接一支,一进课堂,就不必再用火柴。烟灰落在胸前,也不掸去,思想高度集中,课程内容丰富,听来很有收获。”
“八马同槽”的历史盛况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全盛,60年代,留在山大的“八大教授”仅剩六位,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学术研究活力,推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并制定了新的科研计划。可惜因“文革”的破坏性影响,这些科研计划大多未能完成。“八马同槽”也逐渐没落,随时间流逝成为一段过往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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