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杨苡口述自传》
杨苡 口述 余斌 撰写
译林出版社
我是十七岁时开始和巴金通信的。之前我看了许多巴金的书——《家》《雾》《雨》《电》,不光是小说,他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蒲鲁东的人生哲学》我也看。新文学作家中,我哥喜欢胡适,我姐崇拜冰心,我最崇拜的是巴金。冰心在燕京教书,我姐是真的崇拜。她的毕业典礼,带我去参加的。在燕京的礼堂,学生都在那儿了,就见司徒雷登戴着方帽子走过来,冰心和一些教师跟在后面,我姐站在外侧,靠过道,冰心就从她身边过去,她激动得很,大喊:“谢先生!”冰心连忙竖起手指在嘴前面,让她别响。冰心作品里都在歌颂母爱,我是有点隔膜的,因为母亲对我一直很严厉。我爱读巴金,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的家太相像了。
其实也不光是我,我在中西(指天津中西女校)的好友当中,有好几个都迷上了巴金,读遍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巴金的小说对年轻人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可能好多年轻人都给巴金写过信。我是好多年以后,才知道差不多就在我开始给巴金写信的那段时间,同学刘嘉蓁也在给他写信。一九八五年我和她通信时还说起这事,她在三八妇女节那天的来信里这样写道:“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卷进一二·九运动后,心头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血管里流淌着的血要沸腾了,要爆炸了,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承受不了在燃烧的火,要爆炸的血管,她在寻求一个支持者,一个承受者,帮助她承受这火,这血。巴金先生是这样做了,他理解、同情、支持我们当时那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我告诉他我们办墙报,搞篝火晚会,划船到墙子河中央去放声歌唱,他完全能理解和同情我们。我的心得到了安抚。”刘嘉蓁到延安之初还给巴金写过信,巴金称赞她路走对了。
当时我也是写信到巴金那里去寻求抚慰的。那段时间我特别苦闷。有好多因素,一是前面说的一二·九运动,再就是我哥去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寂寞。我哥对我特别好,我总是跟着他,什么事都听他的,像是一种依靠。有一次我上楼,仰头对空气喊了声“哥der”,堂弟杨纮武听到,就对母亲说,六姐是想哥哥了。我一直叫我哥“哥der”,那是从一个玩笑来的:八叔家的四哥还有七叔家的五哥,加上我哥带我一起玩,他们和我哥都上新学书院,会英语,跟我说,喊我哥要说“dear哥”,我不会说dear,一说就说成“der”,他们当笑话,说,行,你就喊“哥der”,后来就一直这么叫。我总跟在我哥后面,到老了我姐还说,我和我哥是一拨的。
巴金是我崇拜的偶像。另一方面,对于我,他也像兄长一样,代替了我哥。就在一团苦闷中我开始写信。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简直是狂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总想大笑,又怕是在做梦。事实上,信我是悄悄写的,收到信也不能公开,尤其更要瞒着母亲。
我在第一封信里写了对他作品的喜欢,还有对他的崇拜之情,以后慢慢地,什么对别人不说的话都对他说,什么事都问他的意见。都是很长的信,我喜欢做梦,梦多,在信里向他描述我的每一个梦。我给朋友写信习惯写得很长,但给巴金的信特别长,以至于好多年后有次他在朋友面前开我的玩笑,说我有一封信长到写了十七页纸。
可能是第二封信,我就说到了对我的家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他回信表示不赞成,说我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和刘嘉蓁之间的通信,当然也不知道他称赞她去延安是“路走对了”,否则我大概要问,为什么赞同刘嘉蓁去走自己的路,却不赞同我像觉慧那样呢?可能他会说,你和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我想想,如果刘嘉蓁当时不是已经到了延安,他的回答也许又不一样。巴金总是爱护年轻人,为他们设想的。
我跟巴金通信,母亲并不反对。我开始瞒着她,后来还是忍不住说了。我给好莱坞明星瑙玛·希拉还有巴金写信,她都是知道的,他们回信,我告诉她,她嘴里不说,心里也是高兴的。她也有她的虚荣心嘛。巴金的《家》她看过,知道他名气很大。对《家》怎么个看法她没说过,不过晚年她有次说我,你和你哥都不给我争气,就知道玩儿!你们怎么就写不出一本《家》呢?巴金能写,你们就不能写?但是另一方面她挺传统,对巴金鼓励年轻人反叛家庭,以及我受巴金的影响一直有点耿耿于怀。也是晚年的时候,有次她对我说,你都是给巴金害的。这是说我后来的路,离家去读书,包括婚姻,都不是她的安排。
还在天津时巴金给我的一封信里,劝我好好念书之余,说我可以去找他哥哥李尧林,说他会帮助我的。李尧林是巴金的亲哥哥,大排行行三,两人的关系特别好,巴金离开四川的家,就是和李尧林一道。后来巴金去了法国,李尧林到北平念燕京大学的外文系,毕业后就到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我是不大会和陌生人交流的,哪敢主动去找?写了个纸条让同学冯秀娥带给他,上面写了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这事就算结了。
那时李尧林住在冯秀娥家。冯秀娥也是中西的,低我一级,但我们常在一起上课。她家里是开绸缎庄的,弟弟在南开中学念书,李尧林是他的老师,他课讲得好,特别认真,对学生也特别好,像南开许多学生一样,秀娥她弟弟也喜欢大李先生。日本人飞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南开,炸到了教师宿舍,大李先生没地方住了,秀娥的弟弟就向家里提出,要让他住到家里。秀娥家有地方住,同时也希望大李先生帮着孩子补习英语,就答应了。大李先生于是住到了冯家原先的客厅。之前巴金给他写信提到我,说没有妹妹,就把她当小妹妹看吧。他因为知道冯秀娥和我是同学,就让她叫我到她家见个面。
冯秀娥对我说,李先生问起你,说你怎么不去见他呢?我一时想不起,问,哪个李先生?她说,就是巴金的哥哥呀!我这才想起来。一见面他就说,以为你是个小孩子,没想到其实是大人了。那天我穿着旗袍,半高跟鞋,说大不大,倒的确不能算是小孩了。以后这意思他还说过不止一次,老提醒我说:也不小了,怎么什么事也不懂?
后来就开始通信了,而且越来越密,有时候一天就有两封,头一次一天两封信,是他写给我的。从第一次见面,到我离开天津去昆明念书,大概有半年时间,我收到的信有四十多封,我写给他的信应该更多。(他叫我在信封上面写上编号,所以我清楚记得来信是四十多封。)对巴金,当着面我都是称“李先生”,李尧林是他哥哥,就称“大李先生”,写信的时候不一样,给巴金写信,只称“先生”,写给李尧林,就称“李先生”。也不是有意的——写给巴金的信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账一些,多说好玩的事,吃了什么,到哪玩去了,遇到了什么人……什么都汇报。
(摘选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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