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刀郎的音乐专辑《山歌寥哉》一问世就激起滔天巨浪,名家竞唱,各种地方方言翻唱,民众传唱,引起歌坛巨大震动。音乐的震动不在于歌唱家的名气,更不在于插着某种标签的标榜,而在于受众的认同。大家蜂拥地去听,一遍遍地聆听,没有人组织而不约而同地传唱,这就是文化的震动。文化的震动首先是文学的震动。
在我们的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引发震动的是《诗经》。《诗经》是两千年前的歌。当我们听到刀郎用苍凉的声音唱起“我是那年轮上流浪的眼泪”“我在时间的树下等了你很久”,立刻就想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脉相承的思念,刀郎用他的歌演绎了古老的情愫,“青青子衿”幻化成“君去时褐衣红,小奴家腰上黄”。胭脂、纸鸢、风灯、罗盘经等一系列传统的生活概念,钱塘、临安、余杭、泉亭等一系列古地名,都把我们带回对一个远古故事的参与。文化最易是旁观,最难是参与,当受众被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吸引着不知不觉地走进去,这就是震动。
刀郎首先用音乐唤起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带着民族的情感沉淀了很久,一经唤起就与时代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其次,他用当代的语言诠释,用音符给它插上传播的翅膀。这是一个音乐人对时代的回报。我们听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发泄,那些无病呻吟、空虚无聊、梦幻呓语让我们麻木,一个时期内流行歌曲压倒了民族歌曲。音乐形式可以是多样性的,也可以相互交融,但交融决不是取代。
既然是歌,它的另一个要素就是旋律。旋律带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在《诗经》中,旋律被喻为“风”,“风”就是地域民歌的旋律。在千古过往中,《诗经》的曲谱失传了,歌词留下来,我们仍然能从古老的表述中听到远古的回声,那些回声苍凉、凄美,带着大野的空旷,唱出或喜或悲的心曲。刀郎长期生活在新疆,新疆的辽阔拓宽了他的心胸。你听他的歌,有一种唱到天尽头的呐喊,“蓝采和啊醉酒当歌,红颜易老转眼桑田泛清波”,他在呼唤青春长驻,叹息华年流逝。从他的旋律中,我们立刻就想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在人生的无奈中激发起意志的飞扬。即使朝露也要泛起晶莹的日光,即使“红颜易老”也要为一世桑田增添美丽的颜值。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没有这个生命力,传统文化将无“传”可“统”。
刀郎歌曲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叙事性,无论是《花妖》《翩翩》《罗刹海市》还是此前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等,都带有或完整或片段式的故事,让人吟着唱着沉浸其中。诗歌中的叙事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诗经》往往因事而起,起而为歌,歌以咏志。到了南北朝时期,《子夜歌》《那呵滩》都是在叙说中抒情的歌。发展到两汉时期,更是达到创作的自觉,《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的传诵经久不息。到了唐代,白居易以《长恨歌》《琵琶行》,杜甫则以“三吏三别”倾诉那个时代的故事。反倒是近现代,叙事诗、叙事歌曲日渐弱化,除了戏曲中的叙事表达,在歌曲中叙事成了某些创作的累赘。词作家摒弃了叙事,祭起抒情与言志,没有了叙事做底衬的抒情和言志是空洞的,在泛泛的豪言壮语中缺失了真挚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刀郎的歌曲创作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中华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元素是诗。试着抽去刀郎歌曲的曲谱,剩下的词也极具审美价值。曲是词的翅膀,插上这个翅膀,歌就飞入人心。我们号召传承传统文化,号召的背面是我们扬弃了多少传统文化。每一个文化品种都应该得到时代的尊重,物质文化可以陈旧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赋予时代命题的条件下重生。然而,也总有些人充当文化的败家子,以嘲笑、斥责、戏谑为能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社会文化现象的种种扭曲。
文化有着融合的特性。人的交流是文化的交流,各民族人群的交流是文化的世界性交流。最能展现文化个性的是音乐,一支乐曲响起来,我们叫它“风情”。没有毫无地域特征的风情,当然就没有毫无思想倾向的风情。文化的融合是风情的交汇,这里边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主旋律是不能动摇的,主旋律永远是民族的强“风”。交融中异域的“风”若隐若现,围绕着主旋律展开,本民族的“风”永远是强音,不失民族性是文化的血统。这样的例子自古比比皆是。《菩萨蛮》是唐朝教坊司的曲子,教坊司是音乐的政府管理机构,一曲一调由它钦定便是法律性的圭臬。此曲来自女蛮国,那个国家的女子“危髻金冠,璎珞被体”,头发高高盘起,罩上金冠,身上披着五彩璎珞。女蛮国把自己的文化传到长安,便留下《菩萨蛮》的音律。《八声甘州》是来自西域龟兹国的音乐,《婆罗门引》则是来自西凉国的声音。当这些音乐传入,都被赋予本朝的故事,于是形成新声,这便是文化的发展。
文化又有“舍”的特性。文化是人类的精神生活,自身有着精华和糟粕的分野。纵看文学发展史,一些作品保存下来了,成为传统；一部分东西没有保存下来,除了流失就是扬弃。流失是文化传播的遗憾,扬弃的则是糟粕,这就是文化的“舍”,在文化的融合中不应融合糟粕。检验多元文化融合的原则是看本民族的声音是否占有主旋律的地位。
当我们把文化之门打开,进来的不完全是优良的文化。有些人不加分辨、混淆视听,把不良之风引进来并大加炒作。在音乐领域我们感知了民歌的弱化,是民族主旋律的退让。这种音乐的融合失去了自我。刀郎的“山歌”翻唱了我们的传统,把视听引向曾经的历史文化时代,用新时期的旋律叙述远古的故事,那是我们民族的故事,历史立刻与现代融合起来,我们感觉到一股清风袭来,正是渴望了许久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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