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始终都害怕混乱无序。建造城市原本是为了矫正自然界中明显存在的混乱和混沌,但结果却是城市自身变成一个让人迷失方向的物质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廉价公寓突然倒塌、火灾、交通混乱,都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恐惧景观》是“人文地理学之父”段义孚先生的经典之作,深度探索了恐惧的空间以及这些景观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以及历史的长河中发生变化。作者强调,“恐惧景观并非人类心智的持久状态,并非与有形现实的某些部分持久不变地联系着；没有哪个模式能将其全部囊括。因而,我们需要从个体角度和群体角度去理解恐惧景观,将其放回历史背景中”。
□段义孚
在中世纪的城镇,就像在19世纪的城市里一样,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职业的人们住得非常近；尽管他们对噪声和混乱有着比我们现在还高的容忍力,但他们也会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在中世纪的日耳曼地区,有个学生因为受不了住在他家的铁匠整天敲敲打打,将其告上法庭,法庭准许将铁匠赶走。在耶拿,“一个制桶工习惯每天午夜起床干活,发出的噪声大到让他的邻居长期失眠,健康受损”。在18世纪的巴黎,马车和摊贩制造的噪声害得谁也无法安眠,除非是到后半夜。
1771年,伦敦有一千辆出租马车。这些马车一开始都非常笨重,有着带孔的铁窗,车轮碾过鹅卵石铺砌的街道,发出让人痛苦不堪的声响。店主们强烈抗议,却毫无作用。一百年后,交通噪声更加严重,不仅马车数量增多,而且沉重的车轮还没有被橡胶车轮所取代,仍在铺着石块的街道上发出烦人的声响。据斯蒂芬·柯勒律治回忆:“在摄政公园或海德公园中央,一个人可以听到四周都是交通工具发出的轰鸣声；牛津街上任何一家商店只要店门敞开,人们就算面对面交谈也听不清对方说话,除非把门关上。”
传统上,更多是穷人而非中上阶层的人一直在忍受噪声的折磨。但与穷人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威胁相比,噪声只能算是一个很小的危害。建造房屋本为给人提供庇护,但是那些豆腐渣建筑也会要人的命。廉租房被草草建成供穷人租住,或者穷人会搬进一些破败不堪的老房子。杰洛米·卡尔科皮诺在写到帝国时代的罗马城时指出:“城里经常可以听到房屋倒塌的声音,或是被拆毁以防倒塌的声音。”
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代,高层房屋大都上重下轻,很不稳定。上层向外凸出,底楼店面因为悬挂沉重的金属招牌而导致整栋房子向外倾斜,十分危险。随着承重柱梁开始朽烂,墙壁就会出现裂痕。在18世纪的伦敦,破旧衰败的房屋出现倒塌的情况极为常见,以至于人们觉得房屋倒塌是非常正常的。
一座城市可能会夸耀自己拥有漂亮的建筑和方正的广场,然而其整体效果仍可能显得杂乱无序。奥古斯都和图拉真时代的罗马有其威严高贵和整齐规则的空间,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景象是,顺着陡峭的“罗马七丘”蜿蜒往下,周边尽是杂乱而立的房子和七弯八扭的阴暗窄巷。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街上伸手不见五指。谨小慎微的市民都会待在屋中。赴宴晚归的微醉行人,即使能够顺利避开小偷和强盗,也有迷路的危险。
马车在16世纪的欧洲城市里开始出现。一些车道被拓宽加直以便于马车行驶,这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影响:改善了流通循环,使得有更多的光线和空气得以进入。马车的主人可以尽情享受保密性和安全性,他们的车却给从旁经过的人带来了危险。为了保护行人的生命安全和临街店铺的财产,路边设立了杆柱,限定马车可以行进的区域。这是人行道或便道的开始。在欧洲和殖民地美国,更好的商业街在18世纪早期已经设有这样的杆柱。不用说,这样一来出现致命事故的情况下降了,但在马车驶过时,行人仍会遭受掉落地面的马粪溅到身上的侮辱。
布里登博认为多数事故都是速度过快所致。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缺少街道交通管制。1765年,考虑到波士顿地区的镇乡读者的利益,四份当地报纸刊发了在城里骑马和驾车应该遵守的规章制度,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一条这样写道:“大家都要靠右行驶……欧洲所有秩序井然的城市都严格遵守这一条。”实际上,欧洲城市的管理极为糟糕,极少有什么交通规则能被大家遵守。傲慢的贵族和富有的商人,骑着他们的马,坐着他们的马车,成了最坏的一批违法者。直到18世纪末期,巴黎当局才规定,所有马车都要配上车铃,好让行人事先得到提醒,能有一半的机会挽救他们的性命。
不过,城市自然环境方面最让人恐惧的并不是交通,而是火——猛烈燃烧的、不受控制的大火,给了中世纪人关于地狱的生动想象。
中世纪的房屋和店铺极易起火燃烧。事实上,欧洲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城镇居民都生活在对火灾的忧虑中,火灾一旦发生,就会沿着挤在一起的住所迅速蔓延,吞噬掉有着茅草屋顶的木制建筑。极少有房子有石墙。12世纪的富人建造的少数石头房子被认为十分坚实,以至于他们骄傲地把他们的建筑材料登记成一种财产。理查一世统治时期(1189—1199),伦敦市长曾下令要求房子的公共围墙都得用石头砌成。不用说,这道法令并未被严格执行,尤其是在穷人居住的区域。
对作为一种物理环境的城市的恐惧,与对城里人的恐惧不可能被完全分开。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许多西方孩子都梦想长大后去当消防员或警察,从而表达出了一种需求获得权威感,并克服他们在物理环境与陌生的成年人面前感受到的无能和忧虑感。同样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最初设立宵禁制度不只是为了防范火灾,也是为了防范陌生人。火和难驾驭的人群有许多相似之处。按照小说家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说法,火是人群或暴民的象征。火会极其突然和猛烈地在任何地方发生并立马开始它的破坏过程,很难预测。它的运动,先是在一个方向,然后突然转向另一个方向,与愤怒的暴民极为相像。火和暴民是界限的无情破坏者:城市里精心设计的界限,包括物理界限和社会界限,统统都给烧得粉碎。16世纪的纽伦堡人用来制伏大火的步骤,就像是在对付一个人类的敌人:“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有房子不慎着火……负责瞭望的人们就会敲起警钟。城门紧闭,所有人全副武装,在队长的率领下……各就各位,严阵以待,就像是敌人的大军已经进入城中。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关于城市的一个共同意象,即“丛林”。这一隐喻可能是指城市的物理环境,比如纠缠在一起的街道,也可能是指街道上偏常的或危险的人群。这两个组成部分往往兼而有之,极难截然分开。在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关于18世纪伦敦和西敏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很自然地融合到了一起:
不论是谁想到……城里杂乱无序的建筑,多得不可计数的街道、巷子、庭院、广场,都必然会认为,如果最初人们建造城市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隐藏其中,那么可能极少会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依照这种观点,整座城市看起来就像是一片巨大的森林,窃贼藏在这里要多安全就有多安全,就像野兽藏在非洲或阿拉伯荒漠中一样安全。
从亚里士多德学派和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并不是“棍棒和石头”,而是一个复杂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许多异质性的人生活在一起。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不同背景的人和谐相处,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创造一个共同的世界。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一点会发生,在这段时间内,城市就是人类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但是,异质性也可能会激发冲突。纵观城市发展史,城市一直背负着解决暴力和周期性混乱威胁的重担。
(本文摘选自《恐惧景观》,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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