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口子大堤落成纪念碑。
袁家口子位于沂河与汶河交汇处。史书记载,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沂河决口,决口处就位于袁家庄村附近,决堤的河水从袁家口子一直向南泛滥到下游的洙阳村,才又重新汇入沂河。自那时起,每到夏季山洪暴发,两河之水同时暴涨,经常会在沂河西岸的袁家庄东部决堤,导致下游三十多个村庄长年饱受洪灾所扰,苦不堪言。二百多年来,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没能帮助当地百姓解除水患。直至共产党、八路军的到来,才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
1941年,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伪军不断对山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并且实施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根据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状况。但是,为根治水患,彻底改善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这年4月,负责统一领导全省抗日民主政权的中共山东战工会还是毅然决定,修建袁家口子大堤。
修堤工程由沂蒙行署专员牟宜之、临费沂边联县县长尚明负责,边联县财粮科长刘约三做具体工作。修堤期间,沂蒙行署多方筹集资金15400元,组织民工65000人,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一边严防日伪军的偷袭,一边加快施工,奋战三个月,筑起了5000多米的防洪大堤,其中土堤长4730米,石砌堤长308米,底宽4米、顶宽1米、高6米,彻底根除了水患,被群众称为“百年大堤”。
大堤竣工后,特立石碑,以作纪念。石碑为六棱柱体,通高3米。碑身高1.90米,六面皆有镌文,每面宽0.38米；碑帽呈苇笠状,笠帽六角,帽顶圆尖；碑身碑帽完美组合,直立成一个劳苦大众之形象。纪念碑落成之后,每当日伪军“扫荡”时,群众就会自发地用柴草把这个纪念碑掩盖起来。所以,此后多年,虽然遭遇日伪军的频繁“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纪念碑除了个别地方字迹不清晰之外,基本完好无损。
碑文记载:“在敌后战斗环境与春荒严重期间,而能克服困难,竣此巨工,实为我民主政权对民众利益关怀之切及民众有坚强组织与伟大力量之表现。”在大堤的修筑过程中,没有那么多的现代机械和器具,有的只是简单的斧头、锤子、铁镐等工具,以及群众勤劳的双手。当时山东省战工会财政十分困难,又赶上严重的春荒,日伪军“扫荡”频繁,随时来犯。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命也随时有可能丢掉。可就是在这样的生死危难之际,党政军民却能够拧成一股绳,投入到建造大堤的洪流中去,竣工后,老百姓还自发地爱堤护碑,他们靠的是什么?
当年,党领导的各级政府在根据地进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扎扎实实的民主举措与民生实践,正是这些举措、实践,使根据地的群众真正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不是站在百姓头上的“官”,即使战事危急、工具落后,各级党政军干部依然与群众拧成一股绳,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建造大堤的洪流中；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蹲在机关里的“官”,各级党政军干部深入群众,倾听呼声、关心疾苦、保护群众利益,行军不踏青苗、拴马不啃树皮、打铺不用牛草……一件件小事展现了亲民爱民本色；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贪污腐败的“官”,大堤修建账目公开镌刻、物资精确到斤、钱币精准到分。较真的数字背后是党和军队廉洁自律的工作作风,这也让根据地的老百姓真实感受到了当家做主的幸福感,感受到了党对人民利益的真切维护。正如碑文中所讲:“自我民主政权树立以还,兴利除弊,不遗余力,对此攸关民生之举,奚能漠然置之?”也正因为如此,老百姓才会铁心向党,坚定跟党走,才会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修建起了这座民主大堤。八十余载寒来暑往,这座纪念碑仍矗立在大堤的旁边,静默地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沧桑巨变。
每一脉山水,都有属于自己的岁月留痕。“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感人事迹,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改造大自然的宝贵产物——大堤和石碑,更是给老百姓心中留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一座民主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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