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锐
今年我们家有两件重要事情,都与母亲有关:一是五月二日是母亲一百周年生日；二是六月十九日是母亲去世三十周年忌日。按照南方人的习俗,百岁冥诞应该以较为隆重的方式纪念,但母亲一向为人低调,今日仅分享几件生活中的小事,聊表纪念。
母亲张申一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解放前开始在天津从事小学教育,后转入北京市教育界,先后任教于北京市珠市口小学、虎坊桥小学等校,并任教导处主任。曾经担任第六、七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山东省首批小学特级教师,首批教授级小学教师。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下放到山东,母亲、妹妹和我一起在北京生活。当时已经开始实行粮食定量,我们家每月二十几斤的定量根本满足不了正在发育期间的我,吃不饱肚子是经常的事。但是每个星期六,书桌上总有一张母亲留下的当天的《北京日报》,在电影院放映时间表的栏目上,标注着1-2场电影的放映时间,并留有买电影票的钱。另外还有一个小烧饼或馒头,这是母亲的午餐,她舍不得吃,留给我了。这一天,我边吃母亲留给我的加餐,边去电影院汲取精神营养,而母亲只能吃两顿饭。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患病,组织送他到北京治疗。一天,单位领导告诉我,“你父亲治病期间需要有人陪护照顾,领导考虑你去最合适,我们已经为你请好假,在京期间工资由行里发放,你就放心去北京吧。”为加强护理,其间,经中共临沂地委、行署和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批准,组织上破例将我调入人民银行临沂地区中心支行。父亲去世后,我去原单位办理调动手续。虽然我因照顾父亲,已一年没有上班了,但公司领导还是把一年的工资悉数交给了我,并说,你父亲的事情单位领导都已经知道,这点钱也包含慰问的意思,并让我代表公司领导向母亲表示敬意。回家后,我告诉了母亲。母亲说要用信函的方式致谢公司领导。当她听我说了工资的事情后,面孔一板,严肃地说:“你爸爸为了国家的医疗科研教育事业,把自己的遗体都无偿捐献了。行里已经给你发放了在京期间的工资,原单位的钱你还能往家拿吗?你太不懂事了!马上送回去,否则我自己去送。”听了母亲的话,我扭头就把钱乖乖地送了回去。80年代初不足五百块钱,不算多也不算少,但却体现出母亲朴素的思想觉悟。
1992年,履行完最后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责的母亲,婉拒了临沂市有关方面领导的悉心安排和热情挽留,办理了离休手续,随我到日照定居,此时,她老人家已经六十八岁。到日照不久,我家附近一所小学领导得知信息,亲自上门邀请母亲到学校给予业务指导。母亲爽快地答应了,随即开始备课,着手准备工作。
时隔不久,母亲在这所学校开启了第一堂面对教师的课程,授课内容是关于师德教育。课后,母亲跟学校领导约定,每周都要来讲相关内容,同时委托校领导征求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以提升授课内容的针对性。时隔一周左右,母亲问我,怎么没有接到再次上课的通知?我通过工作关系了解了课程没有继续下去的原因。原来,第一节课结束后,校方开始征求听课教师的意见。结果不但没有征求到业务方面的需求,反而听到部分教师对讲授师德教育内容的不满和抵制。有的教师称,“现在是市场经济,讲求经济效益。师德水平提高带不来更多的收入,我们不爱听,再讲师德我们就不参加了。”即使有一些重视师德教育的教师,但也抵挡不住不正之风。校长无奈只好屈从,但又无法向母亲当面解释,只好委托财务处的同志向我转告缘由,并带来一个装了现金的信封。妈妈知道后,莞尔一笑,说:“此事完全在意料之中。”送来的讲课费,母亲分文未取,原数退还,并向校长致谢!
几年之后,教育界开始注重师德教育,并将师德水平纳入教师资格认定范围。校方再次来邀请母亲讲课,但遗憾的是此时她老人家已经辞世。某日,我再次见到该校校长,他对我说:“我们与张老师的差距不仅在学历、能力、资历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识、对事业敬畏和职业素质方面的差距,这种差距可不是能够通过金钱缩短的。”
母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她对我们兄妹成长过程的呵护以及她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职业素养,一直影响着我们,绵延至今不曾中断。这一缕百年母爱使得我们受益终身。
(本文作者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日照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山东省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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