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远(右)等专家仔细观看新刻成的苻璘碑。 受访者供图
《苻璘碑》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这通碑刻凝结了怎样的时代风云?它又是怎样“重获新生”的?记者对陈根远进行了专访。
□李文璇 济南报道
烈烈苻氏,世生才哲
苻璘何许人也?他是执掌北衙禁军长达12年之久的中唐名将、食邑二百户的义阳郡王；也是“扎根”齐鲁大地、到首都建功立业的“山东老乡”。“古往今来,出将入相的山东人不少,苻璘就是‘功名马上取’的‘武将典型’。”陈根远说。
据记载,苻璘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是琅琊郡公苻令奇的长子。年少时,他就随父亲加入平卢军,投奔昭义节度使——河北、山西一带的“军区总司令”薛嵩。薛嵩去世后,二人转而效力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彼时,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以后元气大伤,藩镇割据日益严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田承嗣便是拥兵自重、不听朝令的大军阀、“土皇帝”。田承嗣死后,“传位”于侄子田悦,建中二年(781年),田悦发动叛乱,派兵围困邢州(今河北邢台),又被唐军击败,只得退守魏城。
此时应该做怎样的选择?《苻璘碑》碑文记载,苻令奇悄悄地对苻璘说:“我入仕十九年,见过的事情多了。远的不说,安史之乱时,乱臣贼子那样多,没有一个善终的。现在田悦叛乱,虽然声势浩大,但也总有一日要覆灭。我们怎么能因为他,陷入灭族的灾祸呢?孩子,你的军队有骁骑劲旅,假如留下我当人质,领着部下归降,不仅满足了我的心愿,也足可断乱贼臂膀。即使全家殉国,我也死而无恨!”苻璘不忍父亲身陷险境。苻令奇又说:“就算你不走,也保全不了我,不过是父子二人一起葬身此地罢了!一样是死,一边是杀身成仁,一边是死不瞑目。你还犹豫什么?”当时的唐军将领马燧了解苻璘的才能,便派人劝说苻璘,所作的分析与苻令奇相仿。最终,苻璘决定投诚。
应该说,苻璘的顺遂人生,离不开父亲的托举与牺牲。此后,苻令奇舍生取义,苻璘则成为了马燧的心腹将领,在讨伐田悦、李怀光叛乱,抵抗吐蕃入寇等战役中披坚执锐、功勋卓著,拜辅国大将军、左神策军将军,管理皇城的护卫——北衙禁军达13年之久,深得唐德宗的信任和倚重。贞元十四年(798年),苻璘在长安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安葬于富平县薄台(今齐村镇里仁堡)。
苻氏一族的荣耀并未因这颗“将星”的陨落而终止,苻璘的次子苻澈,又成为了中唐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苻澈早年任邠宁节度使、河南节度使,在地方历练一番后,到中央检校兵部尚书,任御史大夫、琅琊郡开国侯。此前,苻令奇曾因苻璘功勋卓著,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而今,苻璘又因为苻澈的出类拔萃,被追赠为刑部尚书。“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尚书’在当时是正三品的官职,能当上的也就寥寥数人。”陈根远解释说,“国家对于父亲的丰功伟绩表示了肯定,身为人子自然也要尽一份孝心,于是苻澈便出面为苻璘立碑,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父凭子贵’。”
苻璘碑为何如此有名
苻澈要为父亲苻璘立碑,那碑文该找谁撰写呢?当然要找而且他也有能力找当时的“大腕儿”。《苻璘碑》撰文者乃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政坛领袖李宗闵。《苻璘碑》碑文显示,撰文者李宗闵(约783～846年)的官职为“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其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与中书、门下二省协商处理政务之意,在唐代后期成为实际担任宰相者所加的头衔。
“虽然我们现代人往往知道书法家柳公权,却没听说过李宗闵,但在当时,李宗闵的政治影响力要远在柳公权之上。”陈根远说。柳公权早年为艺名所累,困于“御用书法老师”的身份而志向不得施展,在“校书郎”等低级职衔上蹉跎十年,他的兄长柳公绰便曾给李宗闵写信,请求为其更换实职,李宗闵的政治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李宗闵是李唐宗室的后代,更是长达近四十年的“牛(牛僧孺)李(李德裕)党争”的“牛党”领袖。这场斗争始于宪宗朝,到唐文宗时期,牛李两党在数年间交替进退,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为苻璘立碑之际,李宗闵一度拜为宰相,牛党把持朝堂、春风得意；然而,不过7年之后,新天子武宗即位,专任李党人,牛党彻底失势,李宗闵亦被流放岭南,最后郁郁而终。
史料记载,李宗闵工于诗文,长于碑铭。他在《苻璘碑》碑文中详细描述了苻璘的家世生平,并在文末以四字骈文颂扬了苻璘的功绩,文气浩然、入情达理。
碑文写得好,当然还要请最好的书法家来书丹。事实上,虽然苻璘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但使得《苻璘碑》千古扬名的却是因它的书法艺术价值。“如今《苻璘碑》的‘出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书丹者——楷书大家柳公权(778～865年)。”陈根远说。出身官宦世家的柳公权,以88岁高寿历仕七朝,官至太子少师(这是个荣誉性的虚衔,相当于如今的副国级干部),其“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笔谏”之言,传为佳话,影响深远。不过,相比近六十载的宦海沉浮,更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超凡卓绝的文艺天赋。
《旧唐书》记载,柳公权“幼嗜学,十二能为词赋”。他精通书道,其书初学王羲之,吸取唐代名家书法之长,融汇新意,自创“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相传,穆宗偶然在佛寺见到柳公权的笔迹,自此念念不忘；文宗亦为柳公权的诗赋、书法所倾倒,对其屡加拔擢。时人则尊其为当世名家,以至“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苻璘碑》是柳公权61岁时的作品,彼时,柳字‘体势劲媚,自成一家’的风采已然蕴于毫端。”陈根远说,“这通碑刻也因此成为了柳公权的书法代表作,为历代文人墨客所熟知,进而流传千年。”
838年,《苻璘碑》刊刻完毕,碑文之中,对苻氏祖孙三人不吝溢美之词,对苻璘“忠勤谨重,方将大用”“出领王师,扫荡关东”“入统环卫,肃清禁中”的主要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唐王朝对苻璘生平的‘盖棺论定’,也是我们回望历史时的重要参照。”陈根远说。
汉唐子孙的精神救赎
将“名人、名碑、名刻”融为一炉的《苻璘碑》,千年以来伫立于苻璘墓前,明清时又移于县文庙前院东侧,与唐《李光弼神道碑》东西相望。它幸免于天灾,幸存于战火,却没能逃脱上世纪的那场文化浩劫。1968年,《苻璘碑》被砸毁,且竟无一张原碑照片存世,石碑原貌自此成谜。2022年7月,富平县人民政府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决定重新刊刻《苻璘碑》。复原形制、补全碑文的任务,便落到了深耕碑刻研究多年的陈根远身上。
现年59岁的陈根远,与碑主人苻璘一样,和山东渊源颇深。他上世纪80年代在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求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陕西,从事文物艺术研究与鉴定达三十余年,是碑帖领域的“行家里手”。“文革中被毁的历史名碑,非只《苻璘碑》一例,但如《苻璘碑》这样,无影像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并不多见。”“阅碑无数”的陈根远觉得,《苻璘碑》是他所经手的、复原难度最大的碑刻之一,“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向故纸堆中搜求线索,大大提升了《苻璘碑》复原的难度。”
“复刻”《苻璘碑》的第一步,是确认《苻璘碑》的碑文。好在,《苻璘碑》作为柳书名作,历朝历代著录颇多,清人王昶的金石学著作《金石萃编》中便收录了《苻璘碑》的全文拓本。“可惜,《金石萃编》录文中,有48个字损泐不识。”陈根远说,“我们将其与《全唐文》录文相参校对,把42个阙文校订复原,尚有因剥泐不知何字者二,不能确认何字者四。”他们又在晚近传世的《苻璘碑》临摹本中,找出了历代拓本均未记录的碑额,额曰:唐故辅国/大将军苻/公神道碑。《苻璘碑》上的文字至此基本补全。
此后,探究原碑形制,又成了摆在陈根远等人面前的难题。“历史上拓印《苻璘碑》,多是为了流传柳公权的书法,于原碑形制并不深究。”陈根远说,“梳理下来,我们发现苻璘碑的碑首、碑座形制不明,且碑身尺寸众说纷纭,如《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记载此碑‘广四尺五寸’,接近150厘米,比一般唐碑宽得多,但又没有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留给陈根远等人的“解谜”方法便只剩下“推理”一途。“我们尽量依据刻立年代与《苻璘碑》相近的唐代碑石,来推敲《苻璘碑》的形制。”陈根远说,“比如,在碑身尺寸方面,古人拓印碑石,为了节约纸张,多贴近碑文而不留边,我们考虑到这一因素,再结合柳公权书写的《冯宿碑》的尺寸,推算出了《苻璘碑》的碑身尺寸。”
《苻璘碑》的碑座形制,则是根据唐代丧仪“推演”出来的。“苻璘生前官至辅国大将军,这是武散官,属于正二品。唐《天圣令·丧葬令》记载说:‘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且苻璘碑立碑前一年,柳公权为冯宿将军所书的《冯宿碑》就是龟趺。所以我们认为苻璘碑原为龟趺。”陈根远说。他们参考780年所立的《颜氏家庙碑》,为《苻璘碑》设计了比例相近的龟形碑座。
除了贴合历史以外,美感也是陈根远等人进行碑刻复原时所着重追求的要素。在确认《苻璘碑》碑首形制时,他们便放弃了不够优美的《冯宿碑》,转而参考年代相近、比例合宜,且更为华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781年立)。
近日,《苻璘碑》碑阳(即碑的正面)复原工作已完全告成,碑首亦基本完成。虽然全豹未现,但以其形制之华丽、碑文之精整,刊刻之谨严,一派唐风,已扑面而来。“假如说此前的《苻璘碑》连一具骷髅也算不上,那么如今它已是一位肌肤丰泽的美人了。”陈根远觉得,这是自己碑刻研究生涯的“高光时刻”,“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它非常接近于原物,再现了柳书名碑的风采。”回看两年的碑刻复原之路,他感觉光荣且幸运。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苻璘碑》被毁,是历史进程中的惨痛事件,是我们的父辈对历史犯下的一大错误。”陈根远说,“‘知耻近乎勇’,此次《苻璘碑》的复原重刻,是我们作为后来者对历史的真正直面与补偿,也是我们作为汉唐子孙的一次自我精神救赎。”
石头无言,文字有声。曾经在政坛、战场叱咤风云的人物,早已消散于历史烟云之中,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脉络,却具备着跨越时空的力量。陈根远希望,新生的《苻璘碑》,能够成为“中国重刻古代被毁名碑的样板工程”,将时代记忆与文艺精华传递下去。它将重新屹立在富平县新建的顺阳河公园中,回归人们的视线,静看一方草木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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