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自古以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被视为中国传统文人的理想所在,同时又是他们的一种人生情怀——前者增进学问,后者增广见闻,均属传统文人磨砺自己的日常功课。而阅读古典著作,则尤其需要贴近古人的精神世界,或者抵达古人曾经伫足过的现场,方能设身处地地融入古人生活的情境,更加真切地领会古人的心理状态。聂作平的新著《山河做证》有一个副标题,是为“古道上的中国文脉”,书中内容即是以人物为中心、以古道为线索,对一些古代文人的生平经历与心路历程进行书写和解读。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若譬喻历史是演戏,则地理就是舞台,人物就是角色。”可知每一个历史人物的经历都是与地理密切相关的。地理提供了人物活动的场域,而不同的地理环境,也会影响人物的心境和感情,所以没有对地理状况的了解,就谈不上真正理解历史人物。聂作平在《山河做证》中追寻古人的足迹,以古道串联起人物的生平经历,他写的大都是唐宋文人,其中着墨最多的是杜甫、柳宗元、李商隐、苏东坡等人。他写杜甫,是从杜甫的行路轨迹去探寻诗圣的个人命运；他写柳宗元,是写柳宗元贬谪永州与柳州时的心境和遭遇；他写李商隐,是写李商隐的仕途失意与对人生的惨淡经营；他写苏东坡,是写苏东坡善于化解痛苦和烦恼的旷达与洒脱……
聂作平笔下的人物命运相近,境遇相似,理想相仿,解读他们的个人命运,也未尝不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生存状况的一次反思。在高铁时代,从西安到天水只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但在杜甫所处的农耕时代,他却足足行走了十几天；从同谷到成都,他更是跋涉了二十多天。杜甫其实并没有闲情四处游玩,他之所以到处奔波,完全是为生计驱使,是一次又一次狼狈的逃离,也是一次又一次为了不坐以待毙的艰难挣扎。李商隐的情况也基本相同,他虽然出仕甚早,却为牛李党争所累,不得不四处游走,寻求出路,短短的一生中,足迹踏遍天南海北。与杜甫和李商隐相比,柳宗元和苏东坡则因为政见不合,多次遭到贬谪,从庙堂之高流落到江湖之远,“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在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古代,文人的远行虽然各有自己的理由,却大多出于无奈。聂作平追寻他们的足迹,力求找到他们行走过的蛛丝马迹,从而还原他们的人生经历,走进他们的心灵。在开封城外一片零乱破旧的民居间,聂作平找到了一个叫作吹台的地方,见证了杜甫早年意气风发的激情岁月,并产生了重走杜甫入川之路的念头；在潇水西岸的一条小河边,聂作平怀想着柳宗元的贬谪岁月,生发出“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的感慨；在泾水之滨五龙山边的古城墙遗址上,聂作平追忆着李商隐“走马兰台类转蓬”的宦游生涯,对李商隐的诗歌有了更深的感悟；在惠州的嘉佑寺旧址、现今的东坡小学校园内,聂作平回顾苏东坡为文字所累的一生,他更加相信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揭示的主题:人来到世上并不是为了被打败的……
写作人文地理类的文化随笔,首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读过的书够多；其二,到过的地方够多。很多年来,作为一名学者型作家,聂作平一直以自驾等方式行走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追寻古代文人的足迹,注目山川河流的变化,从而勾勒出古代文人行走的地图,考证古代文人与地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浩荡山河作背景,聂作平下笔多有体己之言,能够准确地把握住笔下人物不同时期的情感和心理,将人物、历史和地理巧妙地融为一体,使他的文字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和画面感。
聂作平写“靖康之难”,说“所谓黍离之悲,常常源自这种小小的不易察觉的细节变化”。聂作平本人的人生态度和幽微情感,同样隐藏在他字里行间的小小的不易察觉的细节中。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自由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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