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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吴佩孚成为首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九龙
近日,第七届吴佩孚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现代史学会、山东社会科学院主办,山东省历史学会胶东人物研究专业委员会、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承办。
活跃在近代中国舞台上的北洋军阀,可谓鱼龙混杂,几乎每个大军阀都有极为独特的性格和癖好。比如冯国璋爱财如命、张宗昌好色无度、何健暴虐嗜杀……姑且不论他们的政治、军事才能如何,就为人处世来讲,“私德”过硬的凤毛麟角。
吴佩孚就是一个另类的存在。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吴佩孚特别推崇“武圣”关羽和蓬莱老乡、“抗倭名将”戚继光,他一生有三大信条:不敛财,晚年一度靠人接济度日;尊妻室,是当时难得的好男人;失意时不进租界,不依附于外国势力。他平生注重修身,廉洁自守,称得上是北洋军阀乃至民国政坛军界中的佼佼者。
吴佩孚白手起家,早年先后进入开平武备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军校学习,毕业后到北洋督练所参谋处任职。辛亥革命时,他追随曹锟,后来一步步成长为直系军阀首领。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48岁的吴佩孚任直军总司令,将张作霖12万人的奉军打到山海关外。经此一战,吴佩孚声名鹊起。
1923年,北洋政府为解决国会会场狭小问题,计划拆掉故宫三大殿,改建为西式议院。吴佩孚听闻后,立即给政府高官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此后各报刊争相登载吴氏通电,举国上下坚决拥护,故宫三大殿才得以保护下来。
执掌奉系大权时,吴佩孚虎踞河南洛阳,在其鼎盛时期,拥兵数十万人,控制着直隶、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省地盘。当时全国有18个省的督军、总督的代表机构设在洛阳,洛阳成为各方所仰望的中心,时人称之为“西宫”。
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全国各地到洛阳祝寿的达官显贵、文化名人及各国驻华使节有六七百人之多。吴佩孚当时已成为北方实力最大的军阀,洛阳实际上成为了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曹锟评价:“只要洛阳打个喷嚏,北京天津都要下雨。”
1924年,吴佩孚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他也是登上该杂志封面的第一个中国人。除了本身的实力以外,与《时代》杂志总编的“老乡情谊”也为他加分不少。
《时代》杂志的创始人是美国人鲁斯,他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会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因此鲁斯出生在山东蓬莱,并在中国度过了14个春秋。后来,他返回美国,25岁时,从耶鲁大学毕业的鲁斯创办了《时代》周刊,并将其打造成美国三大时事性周刊之一。此后,他又相继创办了《财富》周刊和《生活》杂志,如今这两者也都成了世界重量级的杂志和周刊。
特殊的成长经历让鲁斯对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结。童年时期的鲁斯,目睹了中国的贫穷和社会的黑暗,看见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境况。显然,鲁斯欣赏吴佩孚的军事实力和为人道德,他认为在各路军阀中,吴佩孚最有实力和希望统一中国,消解战争,改变军阀混战的状况。所以,在那期《时代》杂志封面上,鲁斯给吴佩孚的标签是“Biggest man in China”,即“中国最强者”。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为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用尽一切办法收买汉奸为其服务。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里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自然成为日本人笼络的焦点。为利诱吴佩孚,日本特务头子荒木许诺“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但吴佩孚拒而不受。
全面抗战爆发后,得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后,为表示抗议,吴佩孚整整绝食一天。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他为淹死很多日本人而喜,但又为无家可归的140万中国人而悲。此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川本等轮番采取拉拢、威逼手段,都未能让吴佩孚放弃民族气节。
正因为如此,吴佩孚在世时,留下了“玉帅”之美名。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牙疾复发、高烧不退,请日本牙医看病后突然去世。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吴佩孚死得蹊跷,怀疑吴佩孚是被日本人蓄意害死。
1940年1月24日,一场规模浩大的出殡仪式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街头进行。64名壮汉抬着吴佩孚的棺椁,由送殡人牵引,缓缓前行,上万北平市民自发跟随,冗长的出殡队伍十分浩大,持续了整整一天。与此同时,在陪都重庆,国民政府也组织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表彰其民族节操。
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对记者发表谈话。董必武说,吴佩孚有两点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作为军阀,吴佩孚也有过穷兵黩武和镇压劳工的污点,特别是其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举动,成为他无可辩驳的黑色印记。
风云人物的是非功过,总要交由时间来评判。已经举办七届的吴佩孚研讨会,让吴佩孚的人物形象和历史地位不断丰满起来。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家耿云志所说,历史不应当是单线条、单色调的描述所能解决的,“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客观地、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研究各种人物、各种势力等真实情形,这样我们才会更加接近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