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当地时间12月20日晚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
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悼念傅高义,并对傅高义教授的逝世表示悲伤。崔天凯大使称,傅高义是杰出的中国问题学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其一生中,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并称赞傅高义对中国的慧见不仅对研究领域的人而言,乃至对世界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这一官方定义多用于形容外国对华友好的政治人物。将其用于一位学者,尤其是一个美国对华问题的研究者,这是颇为罕见的。
说起来,傅高义从事对中国的研究,与当代中美关系一样,算是一场“不期而遇”。
傅高义1930年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并不十分发达的俄亥俄州,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当时美国对服役后军人读书有优惠贷款政策,于是傅高义从了军。他服役结束后进入哈佛大学进修,直到1958年博士毕业。
其实到此为止,傅高义的研究方向还是美国社会学,跟中国甚至东亚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毕业时,他的教授要求他先去国外做一些研究。“我的一位教授对我说: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于是傅高义就去了日本,一年学日语,一年做调查,等1960年回到美国时,他已经成为了研究东亚社会的学者。
这个时候,另一个转机又撞到了他的腰。
整个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研究新中国还是一个冷门中的冷门学科。美国对华研究的先行者费正清就曾抱怨说,当时的美国“基本没有学者能讲流利的汉语,也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在研究中运用中文或日文文献”。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傅高义学成回国时,情况发生了巨变,一方面中苏关系破裂,美苏中三国博弈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另一方面,炮轰金门等事件,也让美国人认识到,蒋介石对其许诺的“反攻大陆”基本不可能。所以美国需要研究“红色中国”,寻找与其长期相处的可能性。于是美国急需一批专业学者为其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刚从日本回来的傅高义,就这么被“赶鸭子上架”了。
可能也正是因为傅高义这种“半路出家”的身份,让他对中国的研究反而有了更多的冷静和客观。这对中美关系来说,是种幸运。
做个比较,美国对苏联的研究,由于开启较早,很多学者都受过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洗礼”,对苏联的研究结论带有比较鲜明的敌视色彩。
但傅高义等人主导的对华研究不同,1963年,傅高义动身去中国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间,正式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有别于美国对苏研究的“命题作文”,傅高义的对华研究从一开始就更加中立客观。他在后来的叙述中称:“当时很多美国报刊希望报道中国‘大跃进’失败的消息……但我们的研究目的着眼于中国1949年后的全面历史发展。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我们预测到中国与美国、世界的关系将逐步展开。我们的学者不想抵制中国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交流……”
傅高义这种中立的立场,也为中美关系的破冰打下了基础。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费正清与傅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不仅如此,傅高义与费正清等8位学者还曾去华盛顿,找到时任国务卿,也曾是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谈话,就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事实上,由于当时中国对西方的相对封闭,费正清、傅高义等“中国通”自己也并不清楚此时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但面对基辛格“中国是否可以接触”的问题,他们依然基于中立客观的立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傅高义后来坦诚:“其实我们也不太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所以我们都只能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看周恩来的意思可能会做什么事’,但中国真正的事情我们也不太了解。”
但这些回答最终让他们有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机会——在这些研究者的建议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全面遏制转向有限接触,后来又变为全面接触。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傅高义曾经数十次访问中国,多次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在中美密切交往的大背景下,充实、完善他的对华理解。
由于其对华研究起于上世纪60年代,又完善于中美关系较为良好的时代,傅高义的对华观点,在美国的相关研究群体中,是较为亲善的。
2011年9月,《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出版,该书出版后,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2013年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谈话21周年纪念日当天,《邓小平时代》中文简体版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联合首发。作为一本美国学者论述其对华观点的书籍,这本书在华的翻译、出版速度,都创下了当时的纪录。
然而,在这位“中国先生”的对华研究登上顶峰之后,他所遭遇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大约自2013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开始,费正清、傅高义所倾尽心血建立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美国对华研究中的泰斗地位,开始遭受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一些对华态度不那么友好的研究者开始对傅高义的中国论进行质疑。
比较之下我们会发现,傅高义的学术背景是较为纯净的社会学研究,他论述美国对华关系的立足点始终是“中国是可以接触的”“中美关系是有望实现互惠互利的”。但与之相比,傅高义的挑战者们,其学术背景更多来自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甚至有美国政府、军方的背景,其思考的出发点更多是“中美接触是否对美国一方更为有利”“中国的力量成长是否会对美国产生威胁?”这种思考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双方注定会在对华观点上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当然,晚年的傅高义,依然在尽力对美国政府施加他的影响力,说服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2019年7月,《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公开信。该信由史文、傅高义等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和政策制定人士撰写,并获得百名学者联署签名。傅高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政府里有一批人,对中国没有好感,不愿意和中国合作。但是写这封信的人都认为,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仍旧要谈合作,“必须要想办法合作,不应该把中国当作敌人。”
今年10月,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傅高义用流利的中文连说了几个“没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我没有想到,恐怕没一个外国人能想得到。”在傅高义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了不起”,是它将中国推上了飞速发展之路。
很显然,无论中国的发展,还是中美关系的今日,都已经超出了这位老人最初的估计——其实,他的人生和他所主导的美国对华研究,又何尝不是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呢?上世纪60年代,傅高义和整个美国曾经在国际局势的风云诡谲中匆匆走上这条道路；如今,随着这位老人的离世,中美关系的新篇章,正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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