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卫礼贤
有人誉他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也有人誉他为“德国的孔夫子”。但他自称山东人。这个“他”指的是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
张君劢的《世界公民卫礼贤》说:卫礼贤不是文化研究者,而是一个文化经历者,一个文化领会者,认为卫礼贤是一个世界公民,极力夸赞他,“他应当被安放到专门供奉文化交流的英雄们的殿堂之中。如果他是中国人,人们也许会把他供奉在文庙,那里会集了伟大哲人孔子的历代信徒。”其实,卫礼贤来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卫礼贤为自己取名卫希圣,字礼贤,自称中国山东人,儒教徒。因为他把中国的山东看做“一个超出想象的文化宇宙”!
卫礼贤本来是去中国传播基督教,结果反被儒学感化,成为一个儒学家。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很奇特的故事。卫礼贤不仅对青岛充满激情,而且对泰山极为崇拜,晚年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前往泰山祭拜,在《中国心灵》中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这座山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自己不可取代的位置,它象征了一种启示,也象征了一种神秘,生和死都被认为起源于它。”他还借此机会前往曲阜,参加他的老朋友衍圣公孔德成的婚礼。
文化交流往往是双向的,历史上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渐,而东学西渐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卫礼贤显然是一个重要人物。季羡林先生认为卫礼贤是东学西渐的杰出代表。
卫礼贤在中国居住达25年,其中22年在青岛度过,其成就是“执该地中西高等学堂教职多年”,创办了礼贤中学。他对山东教育的巨大贡献,至今青岛人铭记不忘。
1923年,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在北京凯泽林爵士的住处认识了卫礼贤,从此成为好友。荣格赞美卫礼贤被中国哲学折服,“他情不自禁地认同于中国思想的逻辑性和清晰性:‘影响’一词已不足以描绘他所受到的效用,他已被征服、被同化了。”“他全然是中国式的,不仅写作风格,还有谈吐,甚至举止都是中国式的,东方的观点和中国古代文化已刻入了他的骨子里。”“卫礼贤做的可不是一件小事,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包容一切、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画卷。更重要的是,他传授给我们能够改变我们人生观的中国文化精髓。”荣格认为卫礼贤与中国文化有真正的心灵沟通,有着本质的参透和融合,于是,能够创造一种新的生命。
卫礼贤认为唱衰西方的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的《西方的没落》,有先见之明,他说:“斯宾格勒谈论西方的没落绝不是偶然的,西方的没落已经是当代的普遍感觉。就在我们产生西方走向没落的感觉时,东方却放射出越来越夺目的光芒。”
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肯定:中国对于全世界存价值极高之贡献,即其智慧是也。因道家与儒家的学说结合,成为一种调节工具,使儒教不致陷入浅薄及实利主义。故中国智慧实足以为近代欧洲之救药。人类需要二物,其一为深探于下意识之境界以求得神秘而综合之关照；其一为个人之自主力之极端扩大,使足以与外在的世界之全压力对抗,前者为东方所长,后者为西方所长。为求两者之结合,故东方与西方为互不可少之兄弟。
辜鸿铭一向看不起外国学者的儒学研究,卫礼贤显然是个例外,而且他与卫礼贤结成多年的朋友。卫礼贤把辜鸿铭的著作《中国对于欧洲思潮的反抗》译成德文,使其在德国名声大噪,辜鸿铭长期和他通信,据说已经发现的就有21封,主题是讨论中国文化。辜鸿铭还到卫礼贤居处,和他彻夜交谈。
卫礼贤礼赞中国,值得我们称道,而其他那些因为仰慕中国文化而大力宣传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是将我们的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的信使,我们同样也应该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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