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军
上世纪70年代,我家所在的地方种植玉米不多,主要是因为修建水库时,肥沃的土地大都被水淹没了。好在水库建成不久,一次集中全公社劳动力的整地,劈掉一个黄土岭,填出不少平整的黄土地,玉米种植才又多起来。有了玉米后,再也不用年头到年尾吃地瓜干煎饼了。母亲会把玉米和瓜干掺合在一起磨糊摊成煎饼,偶尔也会奢侈地吃到纯玉米煎饼。
改革开放后,我家也分到一块平展的土地,每年都是玉米和小麦轮作,家中玉米就更多起来。前不久,我又踏上这块已更换主人的土地,试图用脚步和这块土地上多年前自己留下的脚印重叠一番。脚下的抒情虽难以和那早已无形的印痕合拍,但感情却沸腾起来。
收割了小麦以后种上的玉米,到夏末初秋已经一人多高,叶片与叶片之间的缝隙不大。想起小时候没有除草剂,我曾一次次扛着锄头钻进去松土、除草,弓下腰一锄一锄地认真向前挪动。太阳在头顶高悬着,玉米地里闷热异常,不一会儿衣服就被汗水溻透,紧紧贴在皮肤上,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但活儿却不能马虎一点,否则落下的草下次去锄地时会长得很大,夺去玉米很多养分。胳膊上、腿上多处地方都会被玉米叶划出一道道红色伤痕,在汗水的腌渍下,阵阵疼痛难以忍受。但想到秋天收获的一个个金黄色玉米棒,心里还是很高兴。
在我国“五谷”“六谷”中并没有玉米。“玉米”之名,最早见于明朝万历年间徐光启撰写的《农政全书》。我们这儿有些人也叫玉麦,还有玉黍、苞米、苞谷等名称,这是很有来历的。玉米发源地是墨西哥及中美洲,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于1492年在古巴发现了它。1494年他把玉米带回西班牙,后逐渐传至各地。我查阅资料发现,玉米传入我国的最早记载见于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成书的乙卯《巩县志》,书中称其为“玉麦”。赵时春修撰的嘉靖三十九年(1560)《平凉府志》称“番麦”和“西天麦”。既然最早是《巩县志》《平凉府志》先记载的,那么西域是玉米重要传入路径当为不虚。
“爆玉米花啰哎——”的吆喝声打破了乡村的寂静,我会拿着一瓢头玉米粒跑去。一位老人脸红红的,在炭火炉子前手摇爆玉米花机,左转几圈,右转几圈。不长时间后他站起身来,左手拎着爆玉米花机对准一个大口袋,右手拿着铁棍敲打着机子上的机关,然后用脚踩爆玉米花机。“砰”的一声巨响,一团白烟升腾而起,布袋猛然被抻直,爆米花的香气弥漫开,热腾腾、香喷喷、白花花的爆米花炸成功了。在那贫穷岁月里,一把爆米花能吃出满嘴的香味来,让单调的生活有了一些声色。
我家生活十分简陋,住在林场的两间房子里,一直没有锅屋(厨房)。这年父亲用几根不粗的木棍扎起一个正四棱锥框架,上面转圈覆盖上用麦秸扎的苫子,形成屋顶的形状。再在地面上各边捶打下三四根站着的木棒,钉上一些横木,形成一个屋框的形状,将四棱锥架构的底面正方形在上面捆绑结实。然后,我们父子俩用细绳横着往四面捆绑玉米秸秆,很快玉米秸墙体就形成了。在玉米秸墙体里外抹上和好的泥,仔细打磨光滑,团瓢屋就建成了。从那时起,家里才算是有比较像样的锅屋了。这间锅屋,一直用到我们家搬离的时候。
父母养育了六个孩子,随着我们一个个长大,两间房子怎么也住不下了。这时候父亲又用玉米秸扎墙涂泥,在南边一条不高的石砌水渠外靠墙建起另一间团瓢屋。安上高度一米左右可以开关的小东门,里面放置一张床让我住进去,算是缓解居住紧张,也让我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父亲还在上部用报纸扎上了一层平顶虚棚,起到天花板遮挡落尘的作用。
这间团瓢屋里放一个盛着粮食的黑泥瓦缸,顶上盖着用高粱莛子制作的圆形盖顶,我在上面放一个玻璃罩子灯,就成为我的书桌了。在这个简陋的书桌上,我学习文化课,也读完了《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外名著。
有一夜听到虚棚上有声响,抬头一看,黑黢黢报纸的裂缝处,是一条蛇的白色肚皮在快速滑过。但我没有觉得有多么可怕,该睡觉的时候也就安然入睡了。
多年以后,还能清晰记得低头弯腰进出这间小屋时的情景,玉米秸扎墙涂泥的墙壁一直很牢固,直到我们搬离也没有多少残损。我更难忘那一个个捻灯夜读的旧年时光,玻璃灯罩子很容易被熏黑,蘸点水或酒精擦拭干净,灯光就会重新亮起来。正是在这间团瓢屋里的深夜苦读,才让我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与玉米的这些情缘,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是那么清晰,那么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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