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1971年3月3日,张大千写信给远在四川家乡的三哥三嫂说:“昨夜梦见三嫂如在内江老屋,有愁苦之容。醒来十分难过,独自饮泣,但祝主佑全家平安,老年手足不得团聚,至为苦痛,望见弟此信,即速赐回示,若万一身体欠安,乞命九侄来函,至盼至祷。”
读张大千此信,有种说不出的悲鸣,此时,他去国已经二十余年,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溢于言表。这种思念之情在《张大千家书》里浸透了字里行间。《张大千家书》共收入二十多封张大千写给留在家乡的三哥三嫂的信,其中大部分书信是关于邀请三哥三嫂申请赴香港和张大千见面的内容。
根据李永翘的《张大千年谱》记载,离开大陆的张大千,打拼多年站稳脚跟后,一直想报答自己的三哥三嫂,尤其是对自己有恩的三嫂。自1960年起,海外华侨可以向内地亲友寄赠食品,内地居民也可申请赴港澳探亲。自此,张大千不断向内地亲友寄赠食品和生活用品,并先后向几位亲属发出赴港探亲的邀请。除了自己的女儿外,他更是反复邀约仍生活在四川简阳的三哥三嫂来香港见面。其时,张大千的三哥已经年近八旬,而三嫂也已年逾古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大千不断催问三哥三嫂申请赴港获得批准了没有,如1961年2月19日又写一信,接着于1961年5月29日再写一信:
三哥赐鉴:老年兄弟天各一方,不得相见,惨痛万分!月初经过香港,曾托一门生兑上美金五十元。度此信到时,此款亦当收到,外寄砂糖二公斤、花生油五公斤、花生米二公斤、红枣一公斤、肉松二公斤、云腿四罐。则云须一月半或两月方可寄到,不知去年在巴西所寄之食物收到与否。弟一人在法国,大约六月十二飞回巴西。哥回信仍寄巴西为盼。今晨弟媳由巴西转到一月廿四日(腊月初八日)哥手示,拜读再三,哭泣不已。老年手足但求同聚,不计贫苦……
接下来,张大千告诉三哥,他每年卖画可得美金万余,只是人口稍多,足够家用,无多蓄积而已……一家共有十四人,果园有柿子一千五百棵,每年可收入四五千美金。“万望哥与三嫂申请同时来香港会晤……”在信里张大千又进一步详细说:哥嫂来港见面之后,使弟完全了解情形,弟即将农场、汽车、房屋卖了可得四五万美金,随侍哥嫂回到居住地。从下月底,弟仍按月与哥兑人民币四十元为日用,若是请准了出来,赐信,弟便兑旅费回来。只要哥嫂到了上海,弟就飞到香港来等。三嫂是我们家里的一位老嫂子,弟小的时候,穿衣做鞋洗澡,都是她照料的,弟真是当她同母亲一样。现在弟成名了,无以报答,只希望今生今世能多见几面,只要能够在香港见面,弟决定一同回去的。但是弟有请求,千万不要带了孙儿一路,第一哥嫂在旅途不便,第二旅费太大,要多用几百元,香港进口,更要花钱得多。何不将多花的钱交与九侄媳,留与侄孙儿衣穿饭吃,两三年也有多了。
张大千之所以在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三哥三嫂要申请出境相会,除了“老年手足,但求同聚,不计贫苦”的手足之情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张大千要报答三嫂当年对他的养育之恩。三嫂是张家的童养媳,从小就进了张家,帮助张家打杂料理家务。三嫂比张大千年长十岁,用信中的话说,张大千小时候的日常生活多是三嫂料理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大千不断写信给三哥三嫂,都是询问是否办理成功了出境赴港的手续。到了1961年9月20日,张大千在给三哥的回信中又谈此事,对三哥说,若三哥三嫂的出境申请能得公安局批准,就尽快动身去上海,他会马上筹措他们的旅费……但很显然三哥三嫂的赴港申请获得批准并非易事,张大千在1961年11月13日给三哥的信里不忘给三哥鼓劲儿:“祈三哥不怕麻烦,继续请求,必可获准也。”转过年来,到了1962年1月9日,张大千再次写给三哥三嫂:“希望哥嫂能与阴历二三月来到香港会晤,弟了解情形,便可同归也。”在不久后的1962年2月9日,张大千继续写信给三哥三嫂,还是期待他们能来香港……
到了1963年3月4日,张大千又一次在给三哥三嫂的信里说:“望兄嫂仍继续申请,必可获准。”但张大千的这个愿望显然是落空了,在稍后不久的1963年4月22日他写给三哥三嫂的信里有了“结果”:“日前得覆示,谨悉哥嫂不愿再为申请来港与弟相晤,弟痛心万分,此生此世无复见面之矣。望哥嫂保重。弟但有一分力量,仍当月汇少许,略助生活之不足。”在这封信的最后,张大千写道:“明日为老父阴寿,后日为弟生日,一家不能团聚可叹可恨。”自此,张大千知道,三哥三嫂已经不可能来香港与他相聚了。又过去五年,在1968年4月8日给三哥三嫂的信里,张大千说:“兄与弟俱老矣,不得聚首,每每思念,则为下泪。月之二十七号为弟七十诞辰,悬身海外,尤为难过。”在1968年4月27日农历四月初一,张大千七十生日,他作了一幅《七十自画像》,并题诗一首:“七十婆娑老境成,观河真觉负平生。新来事事都昏聩,只有看山两眼明。”若对照他写给兄嫂的信里的一句“悬身海外,尤为难过”,这首七十自题诗的意味更觉深沉。
1972年,张大千又萌生了让三哥三嫂来香港相聚的希望,他在1972年1月17日写给三哥的信里说:他的右眼已经完全失明,左眼也是半失明,需要戴“最老之老花眼镜”,“核桃大小之字,亦看不清,写字作画,全凭想象,不以目力。三嫂八十四岁,犹能穿针,哥八十九岁能长途旅行真晚年之福。顷中美已有交往,哥能申请与三嫂同来香港一游否?”这也是在《张大千家书》中出现的最后一次张大千谈希望三哥三嫂来香港相聚的内容。十多年里,张大千一直对三哥三嫂能否来香港与他相聚念念不忘耿耿于怀。对于张大千对三哥三嫂尤其是对三嫂如同母亲的这份情缘,张心庆在《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里有翔实的叙述:当年在张家当童养媳的三嫂在十岁时,张大千出生,“三伯母成天把小弟弟背在身上,饿了喂稀饭、米糊或是从地里捡红苕根煮熟给他吃。有时小孩哭得实在厉害,就向邻居大娘要口奶吃。一个不大的姑娘,就这么拖着个小弟弟,脏了给他洗,饿了给他吃,成天哄着,一天天挨日子。弟弟一刻都离不开姐姐,抱着,牵着,好不容易拖到六七岁,才渐渐能够脱得开手……”
张心庆说:“父亲晚年最大的隐痛就是没能把三伯父、三伯母接到他的身边,兄弟团聚。当时,国家的政策,只允许直系亲属探亲,因此三伯父、三伯母的手续始终没有得到批准,兄弟一别就再也未能相见。”张心庆回忆说,1982年秋,曾有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子通过有关部门找到她。原来这位先生是张大千的朋友,张大千知道他要来大陆,就要他给自己在大陆的亲属捎点东西。起初张大千拿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写了很多人名、地址,有七八个,要他一一拜访。他说时间很短,恐怕来不及。最后,张大千用红笔特别勾了两个名字,对他说,“其他人你可以不去看,但罗正明和张心庆你必须找到。”这个罗正明就是张大千的三嫂。当时已经九十三岁,不知道是否还健在,张大千让友人一定要找到她,因为“三嫂对他恩重如山,他一辈子也还不上”。而张心庆则是张大千与原配夫人唯一的女儿。这位香港来客,终于找到了这两位在大陆最让张大千牵挂的人……得知自己的三嫂还健在,张大千嘱咐女儿,每年都要去看望三伯母两次,一次是过年,另一次是三伯母生日时,并且一定要拍摄她给老人叩头的照片给他寄去……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病逝台北。
台静农曾说:“大千一生绚烂,世人多当他是传奇人物,其实也是凡夫。大千平日告诉后生,三分天才七分功力,大千本人并不如此,他是无比的天才与功力,才得超凡如圣的。”台静农写下如此称誉张大千的文字时在1983年3月21日,其时张大千已近人生终点,作为终生的知己朋友,他对张大千的评价可以说恰如其分,并非过誉。张大千留给我们的更多是他的传奇,但他“也是凡夫”的一面,或许更能体现张大千为人处世的本性和情怀,这从他在海外写给他三哥三嫂情真意切的家书上也能显现出来。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