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负责筹办开平矿务局。1881年11月,唐胥铁路建成,方便了开平矿务局产品的运输。图为李鸿章等人站在火车上。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谌旭彬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两头不到岸》
杨国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石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长庚
“庚申之变”
《大变局》的主题是晚清的改革与转型。具体而言,关注的是咸丰十一年(1861)到宣统三年(1911)的改革历程。之所以不从道光二十年(1840)谈起,是因为该年的英军叩关虽一向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这场战争并未将清帝国从旧梦中唤醒。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沿海地区的士绅大多仅将英军视为明代的倭寇之流,甚至觉得他们连倭寇还不如。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沿海地区最了解“夷情”的知识分子,也鲜有人觉得清帝国需要参照外部环境实施改革。梁廷枏是广东顺德人,一向留心“夷务”,做过林则徐的幕僚,是1840年英军叩关的亲历者。可即便是梁廷枏这样的人物,在战后总结教训时,仍坚持认为道光时代乃“天朝全盛之日”,断无向洋人学习之理,否则太失体统。梁深信洋人的火炮源自明朝时中国的“地雷飞炮”之术,洋人的舰船来自郑和下西洋赠给他们的图纸,连洋人的数学造诣“亦得诸中国”,只要将祖宗们留下来的技术与学问参透,洋人是奈何不了我们的。沿海地区的士绅和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正的惊雷出现在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这年的旧历八月二十九日,清帝国的大小京官们痛苦地目睹了北京城落入英法联军之手。一位自号“赘漫野叟”的京官说,洋兵是从安定门入城的,他们登上城墙后便将清军尽数驱离,升起五颜六色的旗帜,还将清军配置在城头的大炮全部掀翻扔进沟里,安上他们自己带来的炮。炮口一致向南,破天荒地对着紫禁城。数天后,九月五日,留在京城负责与洋人交涉的恭亲王奕讠斤 惊见“西北一带烟焰忽炽”,探听后得知是洋兵正在焚烧圆明园与三山等处宫殿。他后来告诉已远遁至承德的咸丰皇帝,说自己登高瞭望之时火光犹未熄灭,“痛心惨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
这一年按干支纪年是庚申年。皇帝出逃、京城沦陷、圆明园宫殿被焚,在清代人的历史记忆里被称作“庚申之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无人将道光二十年(1840)的英军叩关称作“庚子之变”。比如魏源有一本记载英军叩关始末的著作,初名《夷艘寇海记》,后更名为《道光洋艘征抚记》。“征抚”二字是清帝国传统华夷秩序下的常见词语,意味着事情仍在清帝国的控制范围之内,至少清廷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谌旭彬直言,“庚申之变”则不然。京城沦陷,宫殿被焚,是清军入关实行统治200余年来前所未有之事,不仅咸丰皇帝心胆俱裂仓皇逃亡,朝野士大夫也普遍心痛欲碎。朝野普遍使用“庚申之变”这个词,意味着庙堂与江湖皆不得不承认维持传统秩序的努力已经失败,不得不容忍一种不受欢迎而又无力抗拒的新秩序出现在清帝国。晚清的近代化改革,便是在这种心胆俱裂与心痛欲碎中启动的。
倒U形曲线
《大变局》认为,晚清改革的终点之所以是辛亥革命,是因为这50年的改革并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而是一条倒U形曲线。其分水岭,也就是倒U形曲线的顶点,是1884年的甲申易枢。曲线的前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艰难突破种种阻碍坚持向前；曲线的后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速放缓,最后走向了反改革。
在前半段,改革的主持者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讠斤 ,具体的推动者是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地方督抚,以及部分“正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改革的短期目的,是扭转咸丰皇帝的施政路线,重新团结官僚集团以重塑政权向心力,并缓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便腾出手来彻底镇压太平天国。改革的长期目的,是引进列强的先进技术,包括征税技术和军事技术,来提升清帝国的实力,尤其是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当时流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则点明了这场改革的终极目的是制服嚣张的夷人、重塑天朝的荣光。
为达成该目的,外交系统、军事系统、税赋系统和教育系统,皆是主要的改革对象。外交系统由理藩院转型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与近代条约外交制度对接,并向外派驻使节。军事系统大量换用洋枪洋炮,致力于建设自己的近代化兵工厂,并采购洋船组建了近代海军。税赋系统主要是引进近代关税制度,并开征厘税,大搞鸦片财政,让清帝国的税收有了大规模增长。教育系统的主要培养对象是外语翻译人才、能够操作近代机器的人才、能驾驶近代军舰的人才。在甲申易枢之前,大部分改革派人士,上至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中至洋务派地方督抚,下至民间开明知识分子,都对此表示支持。
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被朝野上下视为检验洋务自强改革成效的“大考”。上至慈禧太后,中至内外群臣,下至民间士绅,皆认为清帝国在经历20余年洋务自强改革之后,当有能力与法国军队一战,保住越南藩属国。于是,对战事持保守立场的李鸿章、恭亲王奕讠斤 和总理衙门众大臣更被集体逐出决策中枢,是为甲申易枢。
中法战争最后以战场上互有胜负、和约里没有赔款收尾,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清帝国过去20年洋务自强改革的期望。从此,王与后“同治”的时代结束,不了解改革真实含金量的慈禧太后成了唯一的强力决策者,她觉得中兴已大体完成,享乐的时刻已经到来。整个帝国都笼罩在虚骄的氛围中,自强改革开始减速。
外交方面,总理衙门从改革的重心所在,沦为疲于奔命的中外冲突救火员,“知己知彼、融入国际社会”成了空谈。军事方面,陆军的近代化改革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几乎停止,北洋水师也受限于经费,只能以残阵宣布成军。军事体制层面的变革,比如成立独立的海军部,更是无从谈起。经济领域的改革则止步于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由兴盛迅速转向衰落,汉阳铁厂长期炼不出一根合格的钢轨。科举改革更是毫无动静。
悲剧很快就发生了。晚清改革始于“庚申之变”中京城失陷、皇帝外逃的奇耻大辱,最后又回到1900年“庚子之变”的京城失陷、太后携皇帝外逃。历史转了一个40年的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谌旭彬指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以前反对过“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在经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器械的积极分子。许多以前只主张“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也在经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实施制度改革、变君权时代为民权时代的积极分子。这当中最巨大的变化是,原本身为改革主持者的慈禧太后,逐渐成了改革的阻力,成了亟须被改革的对象。
革命与改良
1912年2月12日,清廷中枢于四面楚歌中颁布《逊位诏书》,清帝国正式灭亡。对于这场鼎革,后世流行过一种反思,称“革命打断了改良”,认为辛亥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与专制,也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晚清立宪。这种说法一度很有市场。
在谌旭彬看来,这种反思是没有史实支撑的。因为所谓的晚清立宪,早在武昌枪响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具体表现是,开办学堂后仍坚持搞四书五经,坚持搞以忠孝为本；编练新军时仍以满洲为本位；启动官制改革的目的只是为了提升皇帝、太后的集权程度；废除科举也只是被内外局势所逼不得不有所表示。
直到武昌的枪声响起,眼看动用武力镇压已告失败,各地督抚也普遍持观望态度之后,清廷中枢才在1911年的11月3日颁发《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彻底放弃《钦定宪法大纲》里的种种权力归于皇帝和种种“议院不得干预”,来了一次180度的全面改口:承诺皇帝的权力要“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如何理解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呢?谌旭彬认为,如果“被打断的改良”指的是清廷中枢愿意搞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良理应被打断。根据清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与《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式的开明专制。如果“被打断的改良”指的是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是否保留君主反而不是核心问题。毕竟,革命党人无意保留君主,但立宪派也从来没有坚持必须保留君主。
常识认为,革命的全称是“暴力革命”,改良的全称是“和平改良”。这种区别,与人们长期习惯以手段而非以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但革命真的只有“暴力革命”一种形态吗?可不可以有不暴力的革命?
《大变革》认为,在清帝国的最后十余年里,革命与改良从来就不是彼此对立的阵营。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其实取决于它的政治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规则的选项。如果有,那就是革命；如果没有,而仅限于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做一些修修补补,那就只能算改良。如果不但没有变更政体的诉求,还采取暴力手段取代现政权,那就只是徒增黎民苦难的改朝换代。
总之,以政治诉求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暴力或者和平手段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纠缠于“革命打断改良”的问题。如谌旭彬所言,在清帝国的最后十年里,与其说革命与改良是互相冲突的关系,不如说前者一直在为后者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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