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20240105/A10/A10_A10_3137.jpg)
《中国山水画对谈录》
许钦松 编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山水画从一开始就跟人文修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画家的修养和性情如何影响作品?最近出版的《中国山水画对谈录》中收录了著名山水画家许钦松与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朱良志教授的一篇对谈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畅谈山水画家的修身精神,本版特摘选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许钦松:中国山水画更多地关注人的精神境界。作为一种儒学修身的方式,它展示了儒学修身的基本特性。比如说,山水画家若想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就要有很高的眼界,要知道如何才能从众多高手之中脱颖而出。首先,对绘画、对山水画要有本质的认识,对玄学精神的总价值“道”要体认得很深;其次,对山水要热爱,对自然要保持赤子之心,要游山水,深入了解山水的形质;在画山水时,还要琢磨如何让作品更接近“道”的本质,不断地深入体认、研究山水画,通过自我修养,给予山水画作品高的格调,在哲学与审美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最后才能成为优秀的山水画家。
朱良志:优秀的山水画作品有一种特殊的风味,看了以后心很静,心很宽。欣赏山水画,不仅是一种外在、意象的审美陶冶,同时也是愉悦精神的过程。我总感觉中国绘画中的“比德”,不简单是一般概念上的标榜品格,比如推崇“仁义”的“仁”,然后就去宣教。以梅、兰、竹、菊这组意象为例,虽然很多人画,但是每个人画的都不同,面貌也不一样。比如说画竹,郑板桥画的竹子和石涛画的竹子就截然不同,和画家的气象、气质密切相关。我非常喜欢明代的李日华,他画竹子,其中一幅的题跋写道:“其外刚,其中空,可以立,可以风,吾与尔从容。”我觉得这种境界真好。他实际上是把竹子当作了一种写照自我、提升境界的媒介。
许钦松:我觉得中国绘画的“比德”是社会赋予士大夫阶层的一种使命,一大批文人进入艺术创作领域,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在道德引导方面,在社会影响的层面上,都有一种表率的作用。但是,中国绘画很重视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画画?画画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很关键。画画不是一种功利的需要。人用绘画来自我完备、自我塑造,抒发自己的情感,并且把自己对事物的了解通过绘画表达出来。这不单单是感情上的表达,还有思想的表达、哲学的表达。这就赋予了中国画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西方绘画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绘画更多是理性的,或者可以说更主要的是科学的、技术的成分,讲究法度,讲究物理,从几何学、力学、光学、色彩学等知识层面进入或者表达。西方绘画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依托,这与中国山水画从道德的角度切入绘画,有本质上的不同。
朱良志:许钦松先生刚才讲的对我特别有启发。是的,中国绘画不是给某种政治、道德条款来做宣教的东西。它深入人的内心,一方面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另一方面是思想的表达。就个人情感来讲,元代的画家王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画墨梅,题诗“但留清气在人间”。那个时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南方文人地位那么低,而且社会处于极端压抑的状态中,他通过绘画寄托自己的清净精神,平衡恶劣的外部环境。这实际上是元代画家普遍的状态,包括郑思肖、赵孟坚等人,都秉持这种绘画理念。我在研究中也关注了明末清初的遗民画家,他们的执着可能不仅仅在于恢复皇明的正统统治,而是在那样一个转变的时代中,人的内在信仰受到压抑,人的价值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中,绘画在这里恰恰表达了一种精神的独立自足。
许钦松:朱先生提到的元代非常特别。当时外族入侵,很多文人逃入山林,成为隐逸之士。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很多僧人画家。这些隐逸之士为了保持高尚的气节,不仕二朝,藐视文化上的野蛮政权,要寻找心灵的一方净土,就只有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的道德修养,在山林里、寺庙里,寻找精神上、艺术上的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在绘画的过程中抒发自己心中的苦闷之气、忧愤之气。成为隐逸之士的这些文人,通过绘画这种修身的形式来强化自己的道德勇气,提高了自己的道德修行水平。他们的作品承载了更多的文化精神,也最终提升了元代绘画或者说中国艺术的整体水平。
朱良志:是的。我觉得这样就达到了一种内在的平衡,而且给别人带来力量。比如说清初《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他在家里挂了一幅陈洪绶的《饮酒读书图》,在画上写了三个题跋。他虽然身任清代的重要官员,但是内心有自己的想法。这三个不同时间的题跋,就反映了他在乱世中的精神追求。刚才许钦松先生说中国绘画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不仅表达画家的感情,同时也表达画家的思想。徐渭、金农等很多画家都认为自己的绘画有一种先觉意识,就是“觉人所未觉者”。画家把绘画当作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是一种逻辑的推演,而是一种智慧的、直面人生的感悟。
徐渭画葡萄,在画上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他用“明珠”来比喻葡萄,不仅是讲他自己怀才不遇,更是比喻一种清透明净的状态。他表面狂狷,内心仍然向往人间清净单纯的东西。在生活的磨难中,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文人、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坚持。我有时从文人画中能读出老子、庄子的感觉,是很有启发性的。
许钦松:我觉得中国艺术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技”,另一个就是“道”。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心中所追寻、追求的是“大道”的境界;但是“技”具体讲求的东西是技法、笔墨。那么“由道而技”“由技而道”,两者实际上不断地相互转化,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画家要讲究笔墨技巧,更要追求思想境界。思想的高度,就是心中所追求的目标。所以说“修身”在中国画当中非常重要。只是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战乱和社会变动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颠覆,中国的艺术家逐渐远离了“修身”。
朱良志:虽然五四至今传统思想可以说是“气如游丝”,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在汉语的氛围中间,艺术要完全游离于文化传统之外是不可能的。断是没有断,只是我们看到它越来越向“浅化”的方向发展。原因一方面是西方文明的影响,虽然很多是正面的影响,但中国绘画传统中的许多东西确实越来越陌生了,“技”的分量越来越重,画家被社会所认可的欲望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是外在世界发展得很快,喧哗躁动,“春江水暖鸭先知”,好多艺术家就率先躁动起来了。我想,艺术本来是带给人们沉思和宁静的,画家有一个喧嚣的心灵,怎么可能呈现出艺术呢?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当代画家画得非常好,用功很深;我也同意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汪涛所说的,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历史上有极高的位置,而且是一个艺术极端繁盛的时期。我不否认这个说法,但是量的扩大和艺术市场的繁荣,不代表真正产生了艺术价值,留下了能够深启后人的东西。这个时代有多少画家能有倪瓒、董其昌、八大山人和石涛那样的精神境界?不追求成名成家,而是要做一种精粹的艺术,追求比较高的艺术造诣。我们讲修身,首先强调个人修养。“修养”包括行为方式,包括和社会世俗的渐离,还有知识的提升,是多方面的。我觉得当代的中国画家,在这个方面还有拓展的空间。读过多少书,临过多少画,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更加关键的问题是,现代人在这种嘈杂的外在空间中,如何保持敏锐的感觉?现在晚上听不到很微妙的声音了,比如虫子叫,对不对?我们现在的感觉都有点迟钝。
我读沈周的《夜坐图》,就感觉人的心灵要宁静,就能清楚地谛听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这种宁静当然要排除外在干扰,要有专一的精神,而且要有精纯理性的能力。我感觉现在还是需要提升这种修养。
(本文摘选自《中国山水画对谈录》,内容有删节。本版题图为元代王冕《墨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