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对谈录》
许钦松 编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许钦松:中国山水画更多地关注人的精神境界。作为一种儒学修身的方式,它展示了儒学修身的基本特性。比如说,山水画家若想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就要有很高的眼界,要知道如何才能从众多高手之中脱颖而出。首先,对绘画、对山水画要有本质的认识,对玄学精神的总价值“道”要体认得很深；其次,对山水要热爱,对自然要保持赤子之心,要游山水,深入了解山水的形质；在画山水时,还要琢磨如何让作品更接近“道”的本质,不断地深入体认、研究山水画,通过自我修养,给予山水画作品高的格调,在哲学与审美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最后才能成为优秀的山水画家。
朱良志:优秀的山水画作品有一种特殊的风味,看了以后心很静,心很宽。欣赏山水画,不仅是一种外在、意象的审美陶冶,同时也是愉悦精神的过程。我总感觉中国绘画中的“比德”,不简单是一般概念上的标榜品格,比如推崇“仁义”的“仁”,然后就去宣教。以梅、兰、竹、菊这组意象为例,虽然很多人画,但是每个人画的都不同,面貌也不一样。比如说画竹,郑板桥画的竹子和石涛画的竹子就截然不同,和画家的气象、气质密切相关。我非常喜欢明代的李日华,他画竹子,其中一幅的题跋写道:“其外刚,其中空,可以立,可以风,吾与尔从容。”我觉得这种境界真好。他实际上是把竹子当作了一种写照自我、提升境界的媒介。
许钦松:我觉得中国绘画的“比德”是社会赋予士大夫阶层的一种使命,一大批文人进入艺术创作领域,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在道德引导方面,在社会影响的层面上,都有一种表率的作用。但是,中国绘画很重视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画画?画画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很关键。画画不是一种功利的需要。人用绘画来自我完备、自我塑造,抒发自己的情感,并且把自己对事物的了解通过绘画表达出来。这不单单是感情上的表达,还有思想的表达、哲学的表达。这就赋予了中国画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西方绘画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绘画更多是理性的,或者可以说更主要的是科学的、技术的成分,讲究法度,讲究物理,从几何学、力学、光学、色彩学等知识层面进入或者表达。西方绘画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依托,这与中国山水画从道德的角度切入绘画,有本质上的不同。
朱良志:许钦松先生刚才讲的对我特别有启发。是的,中国绘画不是给某种政治、道德条款来做宣教的东西。它深入人的内心,一方面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另一方面是思想的表达。就个人情感来讲,元代的画家王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画墨梅,题诗“但留清气在人间”。那个时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南方文人地位那么低,而且社会处于极端压抑的状态中,他通过绘画寄托自己的清净精神,平衡恶劣的外部环境。这实际上是元代画家普遍的状态,包括郑思肖、赵孟坚等人,都秉持这种绘画理念。我在研究中也关注了明末清初的遗民画家,他们的执着可能不仅仅在于恢复皇明的正统统治,而是在那样一个转变的时代中,人的内在信仰受到压抑,人的价值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中,绘画在这里恰恰表达了一种精神的独立自足。
许钦松:朱先生提到的元代非常特别。当时外族入侵,很多文人逃入山林,成为隐逸之士。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很多僧人画家。这些隐逸之士为了保持高尚的气节,不仕二朝,藐视文化上的野蛮政权,要寻找心灵的一方净土,就只有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的道德修养,在山林里、寺庙里,寻找精神上、艺术上的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在绘画的过程中抒发自己心中的苦闷之气、忧愤之气。成为隐逸之士的这些文人,通过绘画这种修身的形式来强化自己的道德勇气,提高了自己的道德修行水平。他们的作品承载了更多的文化精神,也最终提升了元代绘画或者说中国艺术的整体水平。
朱良志:是的。我觉得这样就达到了一种内在的平衡,而且给别人带来力量。比如说清初《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他在家里挂了一幅陈洪绶的《饮酒读书图》,在画上写了三个题跋。他虽然身任清代的重要官员,但是内心有自己的想法。这三个不同时间的题跋,就反映了他在乱世中的精神追求。刚才许钦松先生说中国绘画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不仅表达画家的感情,同时也表达画家的思想。徐渭、金农等很多画家都认为自己的绘画有一种先觉意识,就是“觉人所未觉者”。画家把绘画当作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是一种逻辑的推演,而是一种智慧的、直面人生的感悟。
徐渭画葡萄,在画上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他用“明珠”来比喻葡萄,不仅是讲他自己怀才不遇,更是比喻一种清透明净的状态。他表面狂狷,内心仍然向往人间清净单纯的东西。在生活的磨难中,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文人、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坚持。我有时从文人画中能读出老子、庄子的感觉,是很有启发性的。
许钦松:我觉得中国艺术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技”,另一个就是“道”。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心中所追寻、追求的是“大道”的境界；但是“技”具体讲求的东西是技法、笔墨。那么“由道而技”“由技而道”,两者实际上不断地相互转化,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画家要讲究笔墨技巧,更要追求思想境界。思想的高度,就是心中所追求的目标。所以说“修身”在中国画当中非常重要。只是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战乱和社会变动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颠覆,中国的艺术家逐渐远离了“修身”。
朱良志:虽然五四至今传统思想可以说是“气如游丝”,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在汉语的氛围中间,艺术要完全游离于文化传统之外是不可能的。断是没有断,只是我们看到它越来越向“浅化”的方向发展。原因一方面是西方文明的影响,虽然很多是正面的影响,但中国绘画传统中的许多东西确实越来越陌生了,“技”的分量越来越重,画家被社会所认可的欲望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是外在世界发展得很快,喧哗躁动,“春江水暖鸭先知”,好多艺术家就率先躁动起来了。我想,艺术本来是带给人们沉思和宁静的,画家有一个喧嚣的心灵,怎么可能呈现出艺术呢?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当代画家画得非常好,用功很深；我也同意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汪涛所说的,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历史上有极高的位置,而且是一个艺术极端繁盛的时期。我不否认这个说法,但是量的扩大和艺术市场的繁荣,不代表真正产生了艺术价值,留下了能够深启后人的东西。这个时代有多少画家能有倪瓒、董其昌、八大山人和石涛那样的精神境界?不追求成名成家,而是要做一种精粹的艺术,追求比较高的艺术造诣。我们讲修身,首先强调个人修养。“修养”包括行为方式,包括和社会世俗的渐离,还有知识的提升,是多方面的。我觉得当代的中国画家,在这个方面还有拓展的空间。读过多少书,临过多少画,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更加关键的问题是,现代人在这种嘈杂的外在空间中,如何保持敏锐的感觉?现在晚上听不到很微妙的声音了,比如虫子叫,对不对?我们现在的感觉都有点迟钝。
我读沈周的《夜坐图》,就感觉人的心灵要宁静,就能清楚地谛听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这种宁静当然要排除外在干扰,要有专一的精神,而且要有精纯理性的能力。我感觉现在还是需要提升这种修养。
(本文摘选自《中国山水画对谈录》,内容有删节。本版题图为元代王冕《墨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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