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发掘区玉石器残件堆积。
三星堆遗址发掘区出土的玉器。
三星堆遗址发掘区出土的玉器。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壁形器残件。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凿。
新发现填补
三星堆考古空白
“这是三星堆首次发现手工业作坊,填补了三星堆考古研究的一项空白,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难掩兴奋。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介绍,2022年至2024年,考古工作者接续努力,在三星堆遗址上新发现高等级建筑基址、灰坑、灰沟、石器生产加工相关堆积等各类遗迹400多处,出土陶器、玉器、石器等4000多件。此次新发现年代比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更早,碳14测年指向了距今3500年至3400年的商代中期,为三星堆大量出土的精美玉石器找到了“生产车间”,进一步揭开三星堆的面纱。
坯料、废料、成品、半成品……记者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库房内见到了部分“新鲜”出土的文物,许多玉石器上有明显的加工痕迹。新发现集中分布的玛瑙籽料坑、石器原料堆积、石器坯料堆积、石器废料堆积、玉石器残片堆积、石斧成品坑等,与玉石器生产加工密切相关,代表着生产加工的不同环节,考古学家初步确认新发现的这些遗存为玉石器作坊。
“从1934年开展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开始,90年来,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无论是城墙、大型宫殿还是祭祀区,都很好地呈现了三星堆遗址的本来面貌,以及古蜀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三星堆研究院学术副院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告诉记者。
然而过去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仍存空白。“三星堆出土玉石器原料来自哪里?制作工艺技术是什么?生产流程和流通方式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通过这次的考古新发现,得到有效解答。”雷雨说。
一部辉煌古蜀王国的历史,其中到底有多少美丽动人、浪漫传奇的故事发生在三星堆,令人着迷,引人探索。三星堆目前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中华文明的古蜀篇章,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
在解答玉石器来源问题的同时,此次新发现也为未来的工作目标提供了重要线索。
据雷雨介绍,商代大型都邑手工业作坊往往位于同一个区域,相当于现代的工业区,或许可以由此顺藤摸瓜,寻找青铜器制作作坊、金器制作作坊等。
新出土文物
再证多元一体
“你看这件新出土的玉石器残件,侧面的弧形齿做得像竹节一般,弧度和线条都打磨得细腻光滑；还有这件玉凿,只有3厘米长,一看就是用余料加工的,推测这是类似小的祭祀用品或装饰品。尽管残缺,但它们做得这样精致,器身光滑、刃部细腻,说明当时玉料很珍贵,工匠非常珍惜原料。”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方说。
作为全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石器,器形丰富、数量庞大。这些玉石器同样蕴含着夏商周时期“以玉礼天”的文化内涵,证实了中华文明既丰富多彩,又多元一体。
此次新出土的文物多为残片。“这些废料、半成品或许不如成品那么起眼,但都在给人们讲故事。”王方说,数千年前三星堆工匠已经掌握了娴熟的玉石料加工技艺,他们将丰富想象力以及精湛的制作工艺赋予手中的作品,在一件件小小的器物上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让人们感知到先民的创作智慧、理念和精神。
其中一件玉石上阳刻的侧身人像,头戴冠帽、橄榄形眼、高鼻梁、大嘴巴,生动的形象和精美的工艺与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神)像如出一辙。
“雕琢方式和后石家河玉人(神)像非常相似,造型、钻孔方式也一样,很可能是一个来自石家河的‘礼物’,说明长江上游和中游在数千年前就有交往交融。而无论是玉石侧身人像,还是三星堆立体的青铜人头像,都有中华文化早期祭祀属性,表明两者具有相似的宗教观念和文化渊源。”王方说。
考古学家分析研究发现,三星堆玉璋的器形和纹饰受山东龙山文化、陕西石峁文化和河南二里头文化影响,玉戈造型与湖北盘龙城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玉戈相近,玉琮、玉璧的造型特征具有典型的甘肃齐家文化风格……而且三星堆青铜尊、罍出土的时候也盛装着玉器,这种玉器用法也见于我国其他地区。
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三星堆的玉器种类、形态和用法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具有相似性,证实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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