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玉河
世界上,如果用一种物化的东西来表达甜,很多人会选择蜜。每当看到蜜蜂,遇到“甜蜜”这些字词,我就想起几十年前第一次尝到蜂蜜时那难忘的感受。
那些年,农村还是生产队大集体时代。母亲每天随着生产队上工的铛铛声集合上工,工分是早晨2分,上午、下午各4分,一天的工分是10分。即便如此,我们家还得“倒贴钱”。因为分配粮食是“人七劳三”,我有两个妹妹,父亲教书,母亲即便天天上工,也不能抵消分配方式带来的逆差。记得最多的一年,我家倒贴给生产队70元,母亲心疼得嘟哝了好久。
现在看70元不算啥,可那时候,父亲一个月的工资36.5元,何况还要补贴爷爷奶奶。奶奶常年卧病在炕,爷爷给生产队喂牲口,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哥哥在读高中。一家人长年累月吃的是玉米饼子、窝窝头、地瓜干,吃馍馍的机会很少。院里有几个咸菜缸,水萝卜、胡萝卜和蔓菁常年泡在盐水里,吃时捞出来切成条佐餐。有一阵子,看着一家人龇牙咧嘴、难以下咽的玉米饼子和窝窝头,母亲想出了一个创意:把玉米饼子或窝窝头捏碎,浇上玉米粥,再撒上油盐。果然,在油盐的诱惑下,在玉米粥的黏合下,主食不再“食之不得下咽”了。
那时能吃到的水果是极少的,绝没有现在这么花样繁多,我知道的水果有苹果、梨,可也很少吃到。村北有片盐碱地,长满了红荆条,红荆条间还有几棵杜梨树,树干粗大,像是有年头了。每年春天,杜梨树开满小白花,秋天结满土黄色的杜梨。我们便爬上去,摘些杜梨,尝一下,虽然酸涩得倒牙,还是忍不住这别样的刺激,咀嚼几下,把那有限的汁水吞咽下去。有经验的,摘下后带回家,放在粮食缸里捂两天催熟再食,于是,酸涩变成了甜溜溜,也是那个年代难得的享受。
其他水果吃不到,瓜倒是没少吃。有两年,生产队在洛北干渠北侧种了几亩西瓜,母亲被安排负责西瓜地的种养。每天,她处理好田里的活儿,会拔草带回家,我有时去接她,顺便也能吃个西瓜。那两年,西瓜没少吃,那是我感觉最甜的东西,尤其是起沙的西瓜,那鲜红的瓜瓤,咬一口,美极了。
有时也能吃到糖,最多的是水果糖,还有一种长条软糖,叫“高粱饴”。起初,对“饴”字不认识,看着里边有个“台”,干脆叫“高粱台”吧。高粱饴甜度不高,但块大、绵软而香,也是大人小孩喜欢的。不知这个糖为啥有“高粱”二字,高粱能做糖吗?那时只是在脑海里疑惑了一下就过去了。
我家东邻是付义大爷,西邻是付星大爷,不知他两家是商量好了咋的,竟然都养了蜜蜂。
由于是近邻,经常出入他们两家借用东西,每次看到那跟大鸡窝一样的蜂房外飞进飞出、嗡嗡嘤嘤的蜜蜂,我就格外小心,生怕惹着它们来蜇我。其实,这些家养蜜蜂从来没蜇过我,倒是一次在地里拔草时,一只黄黄的蜜蜂忽然落在我的眼皮上,立马一阵剧烈扎心的疼,把我疼哭了,随即用手拍打,蜜蜂掉落在地。在旁边一起拔草的芹——西邻家付星大爷的小女儿,赶紧跑过来,扒着我的眼皮,小心地拔除了那根还不时收缩根部的毒刺,又用手给我挤出已经渗透到眼皮里的毒液。疼减轻了不少,可眼皮还是肿了起来,把我的一只眼弄得只剩了一条缝。
芹比我大一岁,个子不高,圆脸,心地善良,平时也没有过多少交流,只是近邻的关系。那次,芹给我挤完毒液,帮我把筐里筐外的草整理好,给我挎到肩膀上,说:“别拔了,咱回家吧。”我就跟着她一块回家了。
母亲看我那肿眼泡,知道是被蜂子蜇了,赶紧用凉水泡了毛巾给我擦抹,给我挤了挤,又出来些血和清液,感觉不那么疼了。我跟娘说“饿了”,娘踩到里间屋的凳子上,从高悬的篮子里掏出一块卷子递给我,我接过来,一边吃一边出门去玩了。
“快过来,我给你抹上蜜再吃。”刚出门,芹也溜达出来了,看我抱着一块卷子,招呼我。我把卷子递给她,她转身进院,很快就出来了,我看到卷子被掰开了一道缝,缝隙间似乎有黄晶晶的浓稠液体。
“快吃吧,可甜啦!”芹递给我。我把卷子往嘴里填去,咬一口,哇,真甜啊!不但甜,还香呢!那是我第一次吃蜜,而且是被蜂子蜇过后。一时间,从没品味过的甜,甜透了我的心,这种甜是瓜果梨桃的甜没法比的。随之,我的心里也醉醉的,忽然对芹有了一种微妙的感觉……
1983年,我去了省城上学。有一次回家,母亲说,芹嫁人了,是铁道南大马庄的。从那以后,没再见过芹。
5年前,芹的母亲93岁高龄去世。前年,芹的父亲97岁高龄驾鹤西归。这两次,我想着或许会遇到芹,遗憾的是,只遇到她姐姐一次,简单聊了几句。
虽然过去几十年了,可芹当年带给我的那一抹蜂蜜的甜,一直珍藏在我心里。也许她早就忘记了这件事,可我没有忘记,永远不会忘记……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高级政工师,供职于农行德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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