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我坐了两个小时车到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和许纪霖先生谈了两个小时,再坐两个小时车回上海市区。摇摇晃晃的车程中,脑海竟闪烁着许纪霖笔下大时代中知识人的形象。而对许纪霖影响至深的王元化先生和张灏先生,我都有幸采访,不免心生感慨。
许纪霖回忆上世纪80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光,对理想主义依然充满深情。他在1996年以史铁生为例写了《另一种理想主义》一文,后来成了他的一本自选集的书名。他很欣赏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那种西西弗斯的精神,支持着我的后理想主义,人生是荒谬的,但是人的意义是战胜这种荒谬。不同的时代,我会迷恋不同的思想家,我迷恋过罗尔斯,也迷恋过哈贝马斯。但是精神上,我受加缪的影响最大,他很平和,有一种地中海式的阳光。”
上世纪80年代,许纪霖开始关注知识人的精神世界。近年他研究较多的是思想史:“因为内心在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大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回应、思考这些时代的大问题,做得比较多的是思想史。但我真正的想法还是要回到历史,把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精神世界能够做出来。我不希望做成史诗性的多卷本,像别尔嘉耶夫写《俄罗斯思想》这本很薄的书,却勾勒了整个19世纪俄罗斯思想,这是我向往的。但是要做好这个东西很难,需要更多地积累人生的感悟,它又和年龄有关。最重要是不要着急,听从内心的召唤去做,不要有功利的念头。”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许纪霖深有体会。以前他只喜欢读书,甚至是一个书痴,并不喜欢东走西走,后来他发现,仅仅读书得到的知识是间接的,到现场以后有一个强烈的感官冲击。“那种冲击是任何知识不能替代的,哪怕看电影、现场直播都不能替代,它有一种氛围,我们称之为一种场,所以现场感是最重要的。”
许纪霖认为中国从1895年以后的一个多世纪,正经历着一个大时代。而对自己亲历的时代,许纪霖感慨:“我们这代人真的很幸运,见证了太多的历史。我1957年出生,这几个时代变化实在太大,我们竟然成为一个大时代的见证人,甚至后面成为大时代的参与者。一个人活得长有什么意思,如果这个时代很平庸,即使活100岁,我觉得很无聊。我活到现在,觉得很满足,经历了一个太大的时代。每隔十年就会有让人想象不到的变化,这让我觉得一生很值。如果我退休以后,做研究不如年轻人了,我一定会写回忆录,把我对亲历的时代的一些事件和我的一些看法写下来。”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校园里弥漫着理想主义。许纪霖回忆:“当代中国有两个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一个是王元化,一个是李慎之。讲到王元化先生,我认为,一个人年轻时读的书塑造了一生的人格。王元化先生是19世纪之子,因为他年轻时读的是19世纪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的文学,充满着人道主义的关怀,所以他一生注重人的尊严。我是1978年‘文革’以后第一届通过高考入学的大学生。我们这一届学生,我们班级里按照年龄的话,我是倒数第七,大部分都是老三届这一代人。所以,像我们年轻时读的书都是红色的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就是像塑造我们人格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苏拉这些英雄。还有一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一本影响了两代人的书,因为它描写的是19世纪法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也是充满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文革’前的大学生都读过这个书,都是深受感染。我们那时候也读这些,在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精神谱系和革命的精神谱系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进入了大学以后那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内容变了,而是开始为祖国的强盛,改革开放。但是那种精神气质是一致的,所以整个校园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氛围。”
时代转变以后,许纪霖还保持着理想主义吗?他说:“后来我们称为一些后理想主义者。所谓后理想主义者,就是我们不把理想看作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我们追求的不是它的目的本身,而是这个过程。我们不再把理想的最后实现作为我们的目标,而注重的是它在实现理想、追求理想过程当中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西西弗斯精神’。这当中有一种命运的荒谬感,但是依然试图像西西弗斯一样能够超越荒谬,能够像西西弗斯那样去努力。所以,我从史铁生身上看到这种东西,他从个人的情怀各方面都展现了一种后理想主义。我在写史铁生的《另一种理想主义》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许纪霖研究思想史或者研究近代历史,擅长以一个个人的个案来作分析:“我过去是一个文学青年。第一志愿是中文系,阴差阳错没有被录取,但是一直有文学的梦。我们中文系的大家钱谷融先生的话是‘文学就是人学’。所以我也一直很关心人的命运,虽然后来我研究的都是和历史有关的,但是我一直关心的是历史当中人的命运。我后来做知识分子研究,一开始就从个案做起,关心一个一个人。人是复杂的,我特别喜欢展现人性中的复杂性,我不大喜欢那种太简单的东西:说英雄是英雄,魔鬼是魔鬼,这是给小孩子讲的故事,好人坏人,人是具有神魔二元性的,具有神性的一面,也有魔性的一面。所以,我觉得一个具体的人就是具有人魔二元性:有理想、有冲动,同时很怯懦,很世俗。但正是这样,更体现出人格的完整性。我研究过很多人物,包括黄炎培、黄远生、张君劢、胡适、傅斯年等等,这些民国的人物身上看到了我们的影子。有时候我是用自己,用我们这代人的困境去想象那代人的困境。实际上,隔了一个时代,困境感是相似的。我后来发现,好像这些东西写了三十年,竟然还没过时,竟然还有人要看。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印了1万多册,竟然全部脱销,说明这些人性深处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
(本文作者系知名媒体人、出版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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