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1940年5月,金庸与张凤来、马胡蓥合编的《献给投考初中者》出版。这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问世一年,印行二十次,销量二十万册,为三位编者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金庸回忆:“《献给投考初中者》那本书,内容平凡,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后得以很大成功。我们在浙江南部的丽水出版,书籍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这本书的收益,支持我们合作的三人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进大学。这本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90至91页)
1940年上半年,金庸在丽水读“联合高中”一年级,在壁报上撰文《阿丽丝漫游记》,借以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结果被学校开除。金庸回忆:“我高中一年级时,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开除,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因为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君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对这次“危机”,金庸反思:“‘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字中畅所欲言’,这也是后来《明报》所以得到成功的一个主要关键。不过在《明报》写社评、坚持编辑方针,是有意识的反抗不合理现象。高中壁报上的文章,只是少年人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而已。”(《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91至92页)
1940年7月,金庸在张印通及友人帮助下,转到设在衢州石梁镇下静岩村的衢州中学继续读书。《碧血剑》第四回,金蛇郎君在“重宝之图”后写着:“得宝之人,真乃我知己也。务请赴浙江衢州静岩,寻访女子温仪,赠以黄金十万两。”温仪家乡,便在衢州中学一带。
《碧血剑》中说:“静岩是个小镇,附近便是烂柯山。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采樵,观看两位仙人对弈,等到一局既终,回过头来,自己的斧头柄已经烂了,回到家来,人事全非,原来入山一去已经数十年。烂柯山上两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石梁相连,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当地故老相传是神仙以法力移来,静岩镇附近另有一镇,名为石梁,即以此命名。棋仙派之名,也当是从仙人对弈而起。”那是金庸在追忆母校前世的风土掌故。
在衢州中学,金庸与王浩然、江文焕成为好友,教会王浩然下围棋。王浩然回忆:“1940年的秋天,高中二年级开学不久,来了个插班生,住到我们宿舍。这少年,中等身材,天庭饱满,方脸阔嘴,戴一副银边眼镜,左肩挂大行囊,右腋夹一书包,双手捧的却是黑白分明的两盒围棋,这点爱好总如影随形跟着他。金庸的为人处世也很可称道,内敛、稳重、正派、儒雅,转学不久,就被选为一班之长。金庸也是一名体育运动爱好者,篮球、排球、跑步、游泳等都很投入,但他从没有玩物丧志。”——晚年金庸说:“理想的处世方式是‘外圆内方’,坚持原则,但设法不令人难堪。”
金庸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对围棋入迷。1956年,他在“三剑楼随笔”专栏中《围棋杂谈》一文中说:“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是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而“当聂绀弩兄在香港时,常来找梁羽生与我下围棋,我们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彼此在棋枰上互不相让,往往杀得难解难分,常常下到天亮,聂绀弩就打电话给《文汇报》,说今天没有社评。
在文章中,金庸还回忆了中学时向围棋名家汪振雄求教之事:“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许多年后,金庸回应关于围棋的问题:“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现在人何尝有余暇玩这些,落一粒子十几分钟,一盘棋可以下好几天。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涵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间变化万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的西方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金庸访谈资料集》第四册第7至8页)
金庸在中学喜欢围棋、书画,这些爱好后来他都写入小说中。而他中学时的图画老师竟是孙多慈,这是从《谈<彷徨与抉择>》中透露出来的:“香港报上正有人在谈郁达夫和王映霞。王映霞后来跟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可是他们的姻缘也不长久,许绍棣终于娶了一位美丽的女画家孙多慈。孙先生做过我中学时的图画老师。那时她举行画展,有几幅油画画的是嘉陵江上的纤夫,身上都是赤裸裸地一丝不挂。同学们看了都很惊讶,因为孙老师那时是位年轻小姐,每个同学都觉得她美得不得了,她上课的时候,坐在后排的学生往往会找个什么借口走到前排去,好仔细的多瞧她几眼,再者,我们不相信世界上竟会有不穿衣服而在户外劳作的人。过了好几年,我坐上了嘉陵江中的大船,亲眼看到那些纤夫确实不穿衣服。十多个纤夫之中,有三个还只是十二三岁的孩童,他们弓着背,在火热的太阳下,将一艘大船拉着逆流而上。傍晚时分,船泊了岸,纤夫们一起吃饭,一个小纤夫替船老大装米汤,不小心将汤泼在他的身上。船老大拳足交加,狠狠打了他一顿,最后提起他身子,投入了江里。虽然那小纤夫挣扎着爬了上来,但流的鼻血始终不止,哀哭的声音和江水一同呜咽。第二天早晨,这个小纤夫又蹒跚着在拉纤了。当时我只是心中很难过,现在我自己有了儿子,有时想到我自己的儿子如果不幸是个小纤夫,这样的受人虐待……”
在衢州中学的好友王浩然、江文焕,金庸在《谈<彷徨与抉择>》中回忆:
写着这篇文字时,我自然会想着,二十多年前和文焕、浩然同窗共砚的亲密情形。我们三个人的零用钱从来不分开,始终一起使用。我最穷,当然也是最占便宜。有一次,我们的公共财产只剩下相当于港币二三毫子,文焕拿去买了一块粉蒸肉,放在我的饭碗底下,让我吃到一半时忽然发现,得到了意外的惊喜。那时我们除了缴学费外,每学期还要缴一百多斤谷作膳费,浩然的父亲从来不等我开口要求,每学期开学时,他家里长工挑到学校来的谷子,有他儿子的一份,也总有我的一份。有一年冬天,浩然和他父亲冒着大风雪走了三十多里路,接我到他家里去过年。
……如果我们几个人,还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在火炉旁边吃着糖年糕,听浩然的父亲解释赵之谦书法的笔意；如果我还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将文焕一封情意缠绵的书信,送到他爱人的手里,因而赢得一个温柔的感激的眼波……
中学期间的友情,后来金庸都写入小说中:“我的小说中描写过不少友情的故事,例如:《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众兄弟间的情深义重,《射雕英雄传》中友情与民族斗争之间的矛盾,《雪山飞狐》描写两个死敌大仇人之间的友情,《倚天屠龙记》叙述七个同门师兄弟的友情,《鹿鼎记》中描写皇帝和一个小流氓之间的友情。一般来说,我的小说往往把友情过分美化了、理想化了。”而他的经验是:“年纪渐大后结交知己朋友相对比较困难了,因为已不像少年时那样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的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学习,生活亲密。这些好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争取机会见面。”
金庸一生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则是他的中学同学沈宝新。金庸说:“和我共同创办《明报》的沈宝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1938年开始认识,二十一年后的1959年同办《明报》,精诚合作地办了三十几年报纸,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办报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现在也还有。但我们互相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前年我因心脏病动大手术,宝新兄在医院中从手术开始到结束,一直等了八个半小时。”(《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126至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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