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张纪录《马关条约》烟台换约地的明信片。
◥《马关条约》谈判现场。
1895年4月17日上午11时40分,随着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内阁大学士李鸿章和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李鸿章养子李经方,以及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签字,经过27天七轮谈判的《中日媾和条约》即《马关条约》正式完成相关程序,下一步就是等待两国元首批准,条约互换生效。
条约互换虽不及谈判过程那么生死攸关,但也事关各自利益和出席人员的安全,当然还有一个面子问题。李鸿章提出双方谈判在日本进行,希望条约互换仪式在大清帝国的土地上举行,他提出北京、天津或上海三个地方。在中国举行换约日本方面予以认可,但是北京、天津以及上海都不行。日方提出在奉天(今沈阳)、旅顺或芝罘(烟台,以下统称烟台)举行。显而易见,李鸿章提出的北京或天津,一个是清朝的首府,一个是首府的门户,如果日本人能到这里换约,至少能给刚历经战争惨败,又割地赔款的大清王朝一点面子。至于上海,当时驻扎了很多欧美诸强的领事馆,受领事裁判制度所保护。
这三个地方日本人为什么予以否决呢?一个是他们不想给手下败将这个面子,另一个是考虑换约人员的安全。李鸿章在马关(今下关)与日谈判时被当地人行刺,差点搭上性命,日本方面唯恐中国人报复。为什么日本人提奉天、旅顺或芝罘呢?旅顺、奉天一带早已被日军占领,而且部署了近二十万兵力。选择奉天或旅顺,日本方面暗藏玄机,一旦清朝皇帝在各方面压力下不予签字,单方面撕毁条约,日本军队就会立即从东北发起对直隶省甚至北京的攻击。很显然,奉天、旅顺当时早已成为日本人的天下,是不能去的,经过权衡,清政府同意换约地点定在烟台。
当时的烟台是什么情况?日军登陆胶东半岛是从1895年1月20日开始的,日军派出先遣队攻占了荣成,并在登陆结束后的1895年1月26日向威海进攻。清军的威海卫要塞是耗时十几年筑建起来的,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又得到了强化,当时有包括口径24厘米的加农炮共计161门,北洋舰队停泊在刘公岛南侧与威海卫之间的水域,布下了不少鱼雷,以防日军偷袭。但是,清军只部署了严密的海防设施,却被日军的陆路与海路夹攻打了个腹背受敌,很快败下阵了。清军海、陆两军总指挥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先后自杀,当年2月12日清军投降,2月17日所余清军抬着丁汝昌等人的遗体撤退至芝罘。日军炸毁了当地所有军事设施,并将大部队撤到大连湾,准备伺机发起“直隶决战”,因此包括芝罘在内的沿海地区并无日军驻守。烟台虽不及北京、天津那样近便,但也是除此之外最为方便之处,且无日军驻防,相对比较安全。日本方面认为,芝罘虽不在日军的直接控制之下,然而驻守芝罘的清军已是残兵败将,几乎失去反手之力,且离威海卫刘公岛又近,一旦有什么反常情况,海陆两军都会在很短时间内抵达,保护日方特使。
关于换约的时间,日本方面提出在20天之内,而李鸿章以需要上奏皇帝准予为由,希望时间能放宽至一个月内。两国政府之所以在换约时间上如此计较,其实各有主张,对于日本而言,他们所谓的“胜利果实”已经到了嘴边,因此签约的第二天,伊藤博文即赶到广岛行宫向天皇汇报,“皇上对此甚为满意”“卿等之功,朕深为嘉尚”,第四日,天皇签署批准。不几日,便选定日本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已代治作为全权办理大臣,携带已经批准的条约文件与清政府特使换约,并于当年5月2日,由京都出发乘船赶往烟台。日本为什么如此急于完成条约的交换?正如曾经参与中日媾和谈判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一书中所说:“伊东于五月二日由京都出发。此时,俄、德、法三国政府对《马关条约》提出异议,因此,该条约批准交换之事也出现遭遇意外障碍的风险。”
陆奥宗光所谓“俄、德、法三国政府对《马关条约》提出异议”,就是“俄、德、法三国之干涉”,也是被清政府和李鸿章给予厚望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当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一起到访日本外务省,称各自接到本国政府训令,就《马关条约》中辽东半岛各地之条款提出异议。《蹇蹇录》有记:俄国公使的口头备忘录称,查阅日本国向清国所要求之媾和条件,对于辽东半岛由日本所有之一节,认为不仅清国首府时常面临危险之忧,同时也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此事对将来远东永久和平形成障碍,特此劝告日本政府放弃领有辽东半岛。德、法两国政府的劝告与俄国大同小异。当然,欧洲以及美国等西方列强,对日本政府的“忠告”早在中日两国媾和之前就已经开始,劝诫日本“对清国之要求应尽量不过于苛刻,宜止于清国可以接受之程度。望早日恢复和平”。俄国政府还尝试与英、法等列强联合起来对日本与清朝事件进行干涉,不过其时机当在清国承认战败并真正求和之时,欧洲各国绝不允许日本割让清国大陆一寸土地。
虽然三国的干涉在进行中,但是,日本催促换约的声调也越来越高,迫于无奈,清政府决定派二品顶戴候选伍廷芳和三品衔升用道联芳为钦差大臣,赴烟台出席换约仪式。说起来伍廷芳其人大有来头,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洋学位的法学博士,洋务运动以后,成为李鸿章的幕僚,参加了《马关条约》的谈判与签订。他率换约团队,先从北京到达天津,从那里于当年5月5日抵达烟台。隔天,伊东已代治乘横滨号邮轮到烟台,当天下午六点,双方代表在顺德饭店会面,商谈换约细节。日本天皇早已批准换约,但是清朝皇帝此时尚未“恩准”,实际是在等待三国干涉还辽的最后结果,究竟什么时间能够举行换约仪式,伍廷芳等不敢擅自决定,只得等待。5月8日下午四点,他们接奉电旨,准予换约。双方赶紧布置,于当晚十点完成换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三国干涉没有效果,《马关条约》的内容诸如割地赔款等一应俱全,清国政府宣示万不得已批准合约,实属无奈之举:“近自合约定议,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应费约决战,以期维系人心,支撑危局……至今日,而关内外情势更迫,北则进逼辽沈,南则直犯畿疆,皆意中事……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者章奏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
《马关条约》如此迅疾完成换约,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一事的确起到了助推作用。三国从各自利益出发,联手逼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在换约前几天终于有了结果。当年5月4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接受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建议:“现在完全接受三国劝告,先割断外交上一方面的纠葛；另一方面毫不犹豫地进行交换批准书的手续”,并向三国回复:“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的忠告,约定放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可以说,日本政府有些“不情愿”,因为辽东半岛早已写进已经签署的《马关条约》,但是日本政府迫于三国巨大压力不得不做出“放弃辽东半岛永久之占领”的承诺。清政府没有等来西方列强照死里逼日本放弃所有割地条款的“好消息”,却也保住老祖宗的“发祥地”,算是捡回了一星半点儿的脸面。
烟台换约作为《马关条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积贫积弱的清王朝丧权辱国的标志性事件,被国人铭记。作为《马关条约》签订地的日本下关(原马关),已经把双方签约的春帆楼予以保护。对中国人来说,这当然是一块伤心和耻辱之地,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无论下关还是烟台,都是那个历史时刻的见证者,理应在历史变迁的迹象中留下影子。那么,《马关条约》换约的烟台顺德饭店是现今的哪里?如果尚有迹可寻,是否挂一个牌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清楚?前世不忘,后事之师,耻辱与灾难也是一面镜子,使人记住那些血的教训,看清灾难的根子究竟出在哪里。对此,我们无法也不能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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