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清明临近总会有淡淡的莫名的哀愁。想念故乡,想念母亲,想念母亲住过的老屋,想念母亲留给我最后的模样,还有母亲一大堆的唠叨。尽管每年的清明不能回家给母亲上坟,可我的心已经早早地飞回故乡了。
我记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还没有联产承包,每个大队有四个生产队。我们家属于一队,父亲在生产队当队长,每天上午和下午,父亲都围着半个村喊一圈“上地了!”社员们都会带着工具一起集合然后去地里干活。母亲自然少不了,和其他社员一样劳作,为了给父亲脸上争光,她总比其他社员干的都多,拾棉花、栽地瓜、割小麦、收玉米她都能超过别人。她说,别人能少干咱不能,因为你爹当队长。
生产队的活忙完,母亲就会到玉米地里去薅草,每次都是一大包直到背不动为止。那时,我常常跟母亲去,夏天的玉米地不要说干活了,只要进去就是一身汗,就这样母亲会坚持整个夏天。母亲把薅来的草,在家的小院里晒干,两分钱一斤卖给生产队喂牛,为的是能给孩子们买些纸笔好念书。
母亲总是说,我和你爹都没有文化不识大字,你们一定要好好念书,把书念好了才有出息。只要你们能上学,再苦再难也要供你们。
除了薅草,母亲还给生产队喂猪,也是为了多挣点工分,到秋天多分点粮食。喂猪的活又脏又累,特别是在冬天,母亲都会挑着担子去喂猪,手冻得象个馒头,她从来没有怨言,从来没有放弃过,就这样直到生产队解散。现在想来,母亲的肩上分明是挑着家庭的重担,挑起孩子们的梦想。
提起九奶奶,村里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九奶奶就是我的母亲,她大恩大爱大德在五花槐村一直流传至今。我们村和我同龄的人有十几个,这些孩子大多都吃过我母亲的奶水,那个年代,农村的每个家庭都一样贫穷。有的家里孩子多劳力少,每年生产队分的口粮都不够孩子们填饱肚子,基本上每家都青黄不接。吃的是地瓜叶咸菜、地瓜面的窝窝头、喝的是地瓜面的面条,有的孩子饿的直哭,实在没有办法大人们就会把孩子抱到我们家,九奶奶就会满足孩子们的需要。
母亲能给人家接生,这在村里也是出了名的。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孩子是不去医院的,都在家生。每当哪家的媳妇快要临盆了,男人们都会把九奶奶请过去,给他们接孩子。每次接完孩子,母亲总是喝一碗热热的挂面,从不吃人家的鸡蛋,说留着给坐月子的人吃。东家过意不去,三天后给母亲送去三五个鸡蛋表示感谢,母亲竟会原封不动地给人家送回去。这就是傻傻的九奶奶,我的亲娘。不管春夏秋冬也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人叫,母亲都会答应马上就去。孩子顺利地来到人间,收拾妥当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又是一个大胖小子,脸上灿烂的笑容就能把黑夜划亮,满身的疲惫都会随着新生命的到来飘散。
高中毕业后我参了军上了军校,从军校再到部队,一直是与母亲聚少离多。早些年在军校时,每年都有两个假期可以回家,那是和母亲居住最长的时间,也收获了幸福与快乐。毕业到了部队总是因为工作忙,不能常回家看看母亲,也都是因母亲生病住院,家里发来电报才能回家。母亲出生于1927年,她一生经历了民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能吃的苦,母亲都吃了,能遭的罪母亲都承受过。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拉扯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吃不上穿不上积劳成疾,岁在已亥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的仁爱、慈祥、善良、做人、做事都一直影响着我。清明时节梨花又要开了,染白了山岗染白了我的村庄,对故乡的思念对母亲的缅怀就像那一树一树的梨花在我心头绽放。下雨了,让雨水掩盖我的泪水,让长长的想念在梨花风起的季节回想。
文/徐广远
徐广远,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威海市音乐家协会、诗歌协会会员、威海市文登区作协理事。发表诗歌(歌词)散文400多篇,通讯报道600多篇,作品散见于全国各级报刊。《你是一片海》、《相聚》《一辈子不能忘》等多部作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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