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林
宋元丰元年正月,苏轼知徐州,写有《送李公恕赴阙》,诗中说:“世上小儿多忌讳,独能容我真贤豪。为我买田临汶水,逝将归去诛蓬蒿。安能终老尘土下,俯仰随人如桔槔。”南宋施元之注:“李公恕时为京东转运判官,召赴阙。公恕一再持节山东,子由亦有诗送行曰:‘幸公四年持使节,按行千里长相见。’”
自出任杭州通判之后,苏轼转岗如走马灯。熙宁八年(1075),四十岁,自杭州改知密州；熙宁十年(1077),四十二岁,自密州改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四十四岁,自徐州改知湖州(是年乌台诗案发,后被贬黄州)。这期间,苏轼曾因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又作诗讽刺新法,受到新党全面打压。这是此诗写作的历史背景。这首诗的前半部分,苏轼吐槽,大致不过遇人不淑、怀才不遇之类的牢骚。如此重大的政治压力下,尽管有着“君为使者见不问,反更对饮持双螯”的睥睨,还是使他倦怠,有了退隐的思想,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因此写道:“为我买田临汶水,逝将归去诛蓬蒿。”
苏轼退隐,为什么首选汶阳田呢?我想他应该有多方面的考量。
首先,汶阳田哺育了大汶口文化和泰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现象,是史前文明光辉灿烂的代表；泰山文化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局部缩影。“千金买邻,八百买舍”,文化人选择这样的文化环境,自在情理之中。
其次,作为早期中华农业文明的地标,汶阳田被称为膏腴之地,自古“齐鲁必争汶阳田”。唐代诗人张继就有“齐宋伤心地,频年此用兵。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的诗句,以此为例证、为标志,控诉“安史之乱”毁废耕织的酷烈。刘长卿诗中则写道:“方收汉家俸,独向汶阳田。”像汉代一样,唐代朝廷也把汶阳田的税收作为百官俸禄的重要来源。这就佐证了汶阳田的富庶,在此买田安家,不愁冻馁。
再者,苏轼身边的挚友也不断地唠叨汶阳田,“苏门学士”黄庭坚就写有“匏从曲沃来,管是汶阳有。土性本高明,天材更浑厚”,曲沃的葫芦、汶阳的竹子,是制作笙的良好材质,《国语》曰:“匏竹利制,笙以匏竹合而成声,古者选笙,必曲沃之匏,汶阳之竹。”还有一位晁补之,也在他耳边聒噪:“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阳。”以浪漫的情怀,向浪漫主义者极力推介泺源趵突名泉和大汶河水道之畅通。苏轼的官场前辈王禹偁也曾问候朋友:“汶水年来涨绿波,先生居此兴如何?”并期望“重入玉堂非所望,汶阳田好欲归耕”,表达了对汶阳田的热情向往。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周围宵小的嫉贤妒能、诬赖刁告,皇帝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十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为官的风险系数之高、全身而退之难,因此,苏轼和弟弟苏辙解甲归田的心思非常强烈。再加上兄弟二人身边跟随游宦的家人生齿日繁、侍从日渐增多,为长久计,急需购置地产,于是,他便对此作了多种掂对、多种设想、多种尝试,如“买田荆南”“置产许昌”“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水好”“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遗憾的是,前期的房产梦,此时几乎变成了热烈的白日梦。
真正做到,是在贬谪黄州之后,苏轼在《东坡八首(并叙)》中说:“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又在《与子安兄》中说:“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但好景不长,随着不断地被流放,苏轼的如意算盘九九归零。
最可笑的一次是在阳羡置田,赔了夫人又折兵。“东坡卜居阳羡,士子邵民瞻从其学,为东坡买一宅,需款五百缗,东坡倾囊购置。入住当晚,与邵散步村落,闻一老妇哭声,问之,答曰:‘吾居相传百年,子不肖,卖与他人,今日搬出,不舍而哭也。’东坡怆然,问其所居,正是所买也,当即焚券归还之。自是遂还毗陵,不复置宅。”我甚至有点不厚道地想,这蛮像做局挖的一个坑,抓住了苏轼的仁善仗义和为人从不设防的软肋。
苏轼虽然最终未能“买田临汶水”,与汶阳田失之交臂,但他对汶阳田的青睐和厚爱,至今令汶阳田人为之自豪。苏轼没有到过泰山的记载,但他在《送杨杰》诗中吟道:“天门夜上宾出日,万里红波半天赤。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杨杰听了,不由击掌赞叹,惊愕于苏轼奇妙的神游八极。倘若苏轼当年真的卜居汶阳田,他是否也同杜甫一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看,那是必须的!
(本文作者为中华泰山文库编审、泰山文化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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