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冯德英
记者 张向阳 济南报道
童年经历是创作的源泉
一株普普通通的苦菜花引起了人们对抗战历史的深刻回忆,长篇小说《苦菜花》以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半岛昆嵛山区王官庄为背景,展现了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日寇、汉奸及封建势力的抗争历程,塑造了以仁义嫂为代表的革命母亲形象以及多位女性组成的革命群像,通过仁义嫂一家五口不惧牺牲投身革命的命运轨迹,勾勒出普通百姓向革命者转变的历程,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成功塑造了革命母亲的形象,既展现了母亲的慈爱、坚韧和无私奉献,也展现了她们在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经历的生死、爱恨的考验,最终成为一个为革命奉献全部的英雄的过程。
胶东屋脊昆嵛山,是山东抗战中的重要根据地,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1935年12月,冯德英出生于昆嵛山区观上冯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他6岁入解放区抗战小学,9岁当儿童团团长,从小喜欢听民间故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父亲、姐姐、姐夫、哥哥都是地下党员,在家人的影响下,冯德英的母亲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抗日斗争,小说中“仁义嫂”的核心原型就是冯德英的母亲。
冯德英的母亲勤劳能干,是非分明,善良淳朴,参加了村里的妇女救国会。区、县干部常到他们家开会,母亲就把里屋腾出来做临时会场,自己在家门口一边做针线活等家务,一边放风打掩护,同时,还安排孩子们在村头站岗放哨,传送情报。每次干部们开完会,母亲总要留他们吃了饭再走。他们家成了八路军干部战士“招待所”,也被敌人咬牙切齿地称作共产党的“干部窝”。
童年经历是冯德英创作这部小说的源泉,在冯德英的记忆里,家里常常住满了八路军的伤员病号。1941年深秋,有一位姓侯的八路军女战士因严重伤病住进家里疗养,母亲专门腾出一间最好的房给她住,还亲自为她烧热炕、煎药喂饭,将家里仅有的一点米面细粮和舍不得吃的鸡蛋拿出来,为她增加营养。两个月后,这位八路军女战士伤病痊愈,重返部队。为了照顾伤病员,母亲无暇照顾自己的小女儿,冯德英年仅3岁的小妹妹因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患病无钱医治,不幸夭折了。
由汉奸带路,日本兵反复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老乡们常在伤病员的脸上抹上锅灰掩护他们,一天早晨,日伪军扫荡了冯家村,在村民家搜出了一个女八路,尽管她已经被老乡打扮成农妇模样,然而她的西北口音还是暴露了身份。冯德英回忆,“这个女八路是穿着大褂,唱着歌就义的。”冯德英的姑姑惨遭日伪军活埋,他家里借钱买的毛驴也被牵走了。冯德英与母亲带着仅有的一点粮食,逃到一个离海边不远的地方,藏在一个草垛子里。冯德英透过草垛的缝隙看到十几个妇女遭到日军的强暴。看他被吓得就要哭出声来,母亲赶紧用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蒙住他的眼睛……
烈士鲜血让他刻骨铭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冯德英11岁时,年仅46岁的母亲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母亲虽然不是战死在沙场,但人们公认她为革命而死,算得上真正的烈士。因此,县、区、村里的干部和群众都自发来给母亲送葬,为她抬棺扶柩。他们泪流满面,隆重送别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生命和家庭的革命母亲。让冯德英深感自责的是,以前他只知道母亲的小名——寻子,直到母亲去世,他才知道母亲的大名——曹文琳。
冯德英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对革命事业的忘我奉献与伟大母爱,都深刻地影响着年幼的冯德英,在他心中种下了热爱人民、报效祖国的种子。而且,胶东抗战军民震撼人心的英雄事迹非常多,冯德英的童年里,接触和交往的干部战士很多,耳闻目染之间,那些平凡朴素又崇高的英雄事迹,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为他的创作储备了丰富而宝贵的生活素材。1947年和1949年,冯德英的二姐和他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春,冯德英参军第二年,他读到一本封面几乎被磨没了的小说——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书中与日军战斗的故事情节吸引了他,勾起了他对昆嵛山区家乡抗日斗争的深情回忆:如果把自己熟悉的往事写成一本书该多好……从此,他爱上了文学,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
这时,恰好组织委派冯德英帮助胶东的抗日英雄于得水整理撰写他革命经历的回忆录。于得水在胶东可谓家喻户晓,冯德英对他早就非常崇拜,终于有机会见到了他。于得水在多年艰苦战斗中曾7次负重伤,腰椎骨被打断,颅内还留有弹片,血压很高,头疼病经常发作。他努力回忆多年前的战斗往事,对每个人、每件事都一丝不苟,力求准确。更让冯德英感动的是,这位当年驰骋抗日沙场、威震日伪军的传奇英雄,谈起过去牺牲了的战友和同志,想起舍命掩护他的胶东群众,常常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总是含着热泪说:“我于得水能活到今天,都是这些好人的命换来的啊,我烂了骨头也忘不了胶东的人民!”
铭心刻骨的红色记忆和对母亲的深切缅怀,给冯德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与体验,成为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动力。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得天独厚地有幸生长在那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耳濡目染英雄人民可歌可泣的事迹,为我储存了一个开发不完的高尚品德、优美情感、善良性格、坚贞不屈的精神宝藏,使我的创作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
风靡全国的红色经典
上世纪50年代初,冯德英在部队电台工作,在大量读书的同时,于1952年春开始练习写作,他只有一个想法,把童年整个经历写出来。他苦于文化程度低,想写的表达不出来,就不断读书,反复地学。虽然他没上过大学,但是社会发展史,历史通史、中国通史这些文科内容都自学过。
由于部队工作紧张,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边学边写。当时没有稿纸,他就在废弃的电报纸背面写,他用小说的形式把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写下来,一口气写下几万字,越写越觉得不满意,甚至因失望一度辍笔。但他心中的激情在澎湃着,一想起那些令人感动的往事,心里就非常激动,有时情不自禁流下泪来,他写道:“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我爱那些和我命运休戚与共的好人们,恨那些祸害我和亲人们的丑类,这种强烈的切肤之痛的爱和恨的感情,推动着我要歌颂,我要控诉。”
1953年,18岁的冯德英完成4万字手稿《我的母亲》。追寻着亲人与英雄的足迹,创作的激情让他片刻不能停下手中的笔,感觉不把这些往事写下来传播出去,就对不起牺牲的烈士,对不起自己的良心。1955年在海南岛执行任务期间,他把纸夹子放在膝盖上正式写下这部长篇,将内容扩展至38万字完成了初稿,这时他还不到20岁。
最初的书名叫《母亲》,冯德英把它工整地誊写到稿纸上,用一块布把一大摞稿纸包裹好,寄到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并附上了一封给陈沂部长的信,大意是说自己是某部一个19岁的排级干部,工作之余写了一本反映胶东抗战的小说,自知水平不高,达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指教……陈沂同志在抗战期间曾担任过大众日报社社长,转战在齐鲁大地蒙山沂水,他文化修养很高,被称作“文化将军”。陈沂看了初稿,觉得小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就把稿子批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
冯德英很快收到回复,后来到北京进行小说修改工作。当时总政文化部创作室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军旅作家,有徐怀中、白桦、公刘、彭荆风等。责任编辑是杨昉,水平很高。当时因为已经有高尔基的《母亲》了,编辑问能否改个名字,冯德英考虑了几天,小说里有关于苦菜花的描写,含义深刻,比较新鲜,就改成了《苦菜花》。
“苦菜的根虽苦,开出的花儿,却是香的。”这普通的野菜花有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生长,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是在苦难中绽放的人性光辉,是胶东人民坚韧不屈精神的隐喻。
1958年,《苦菜花》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该社编辑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冯德英的处女作,200万册图书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冯德英收到了8000元稿费,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但他把稿费都捐给了胶东昆嵛山的烈属。半个多世纪以来,《苦菜花》已经畅销1000万册,被翻译成10种文字出版发行。
该书于1965年被改编为电影,成为风靡全国的红色经典,陪伴了几代人。电影中一曲脍炙人口的《苦菜花开》更是唤起无数人的记忆。从开头悲凉的曲调变奏为抗争的昂扬,将个体苦难升华为集体革命史诗,成为红色经典中极具感染力的声音记忆。
胶东抗战精神“三花”烂漫
《苦菜花》被称为中国版的高尔基的《母亲》,其中冯大娘的原型正是冯德英的母亲,“更确切地说,冯大娘是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许许多多革命母亲的缩影”“没有我母亲的影响,也不会有《苦菜花》中的母亲”。文学界认为这部作品超越了个人母亲形象的塑造,成为革命母亲的集体缩影,其展现的党群血肉联系具有永恒历史价值。除了母亲,书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真实原型,娟子的原型是冯德英的大姐；八路军团长于得海的原型是胶东半岛传奇英雄于得水……
冯德英创作了《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等红色经典小说,“三花”烂漫,展现了胶东人民艰苦卓绝、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被誉为“艺术化的胶东革命史”,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影响深远。在胶东这片沃土上,“巾帼之力”成为抗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众多英雄女性以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行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源于深厚红色文化的“三花精神”,不仅体现了胶东女性的独特魅力,更以其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特性,成为胶东文化及女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对英雄形象的歌颂之外,《苦菜花》与当时其他红色经典相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其中大量丰富细腻的爱情描写,让其带有独特的审美意蕴,像德强与杏莉朦胧的少年之爱,娟子对姜永泉的一往情深……既展现了抗战中火与血的洗礼,也有硝烟弥漫下的人性之美,这是《苦菜花》广受读者欢迎,至今还保持着青春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苦菜花儿开闪金光,朵朵鲜花映太阳。”阳光照耀下,漫山遍野金灿灿的黄花,绽放着光芒。《苦菜花》是胶东抗战精神的红色赞歌,“这部用生命写就的史诗,至今仍是解读中国革命精神密码的重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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