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在下班的人流中,王师哥拉了我一把,努了努甬路尽头的一个人,问我,你认识她吗?我向路那边看了一眼,一个女人风姿绰约地走着,不似一般的女工风风火火地往前赶,便说,怎么不认识,她不是苏老师吗?
这位苏老师是王师哥读高中时的化学老师。我比王师哥低两届,待我入校,没见过这位师尊,按师承她自然也是我的老师。她怎么流落到了这里?便在我心中成谜。她是我们这个企业的洗瓶工,一个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岗位,每天把大量的药用玻璃瓶浸入水中,一个个刷出来,再运进蒸箱消毒烘干,交给填装工序。由于文化素养低,工序里的女工们边干活边说笑,一派人仰马翻的欢腾。我不知道文静儒雅的苏老师怎样与这些口无遮拦的姐妹打成一片。
苏老师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学系,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她是家中的独女,远行新疆,必将不能顾全年迈的父母,她拒绝赴疆,回到了家乡。那是一个讲“服从”的年代,不论就职还是做具体的工作,只有“服从”,个人就是一颗螺丝钉,拧到哪里就要在哪里发光发亮。苏老师不愿意被组织“拧”到新疆,就没有人再看好她这颗螺丝钉。直到这时她才悟出,螺丝钉被拧到一个地方,不是发光发亮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饭吃的问题。她不接受被“拧”的命运,就等于拒绝了吃饭。无奈何,她放下大学生的身份四处做临时工,什么活都干过,终于流落到那所著名的中学,做了一名代课的化学教师。按说,她是合格的。那时的高级中学有大学资质的教师并不多,科班出身的她教一门初等的化学课绰绰有余,怎奈她是“代课老师”,合约期满,卷铺盖走人。这就是我和王师哥心中的那个谜。
离开了那所中学的苏老师又打起了短工。终于有一天,全社会要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各地纷纷开办工人夜校。夜校好办,师资难求,苏老师便被聘请,成了一名夜校教员,也算实至名归。好日子没过几天,“文革”来了,所有教师都“顺理成章”地被学生揪斗,苏老师在劫难逃。她的学生算什么学生?一群补习文化的工人而已,她的老师身份却是不容置疑的,没得说,她顿时成了“革命”的对象。人们翻出了她的老账,什么资产阶级臭小姐,什么不服从国家分配,统统成为罪状。苏老师被斗得披头散发、花容失色。危急时刻,另一群工人造反队拯救了她,说批判苏老师的那群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转眼间,便从地狱升入天堂,她得救了。得救的苏老师感恩戴德,以身相许,嫁给了那个拯救她出苦海的人。
上世纪80年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研究了苏老师的情况,把她调入技术科。苏老师真正地归队了,我也有了与她接触的机会。有一次,我向她请教一个技术管理问题。她的回答不甚了了,末了却问我,你读过《胡笳十八拍》吗?我心下疑惑: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还是老实地回答:读过。她以一个老师的眼光望着我,似乎在考验我的诚实。我便背给她听,“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她情不自禁地接上,“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于是我们讲起了蔡文姬,讲起了汉赋,更多的是讲起了蔡文姬的身世。我发现她的专业不应是化学而是文学。
企业里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很多,技术科外出进行技术交流便是经常的事。有一次出席一个学术会议,我不知道厂方是怎么安排的,派出技术科长和苏老师同行,没想到就捅了娄子。几天后,苏老师的丈夫找到厂领导,指责派遣有误。误在哪里?他质问:怎么可以安排一男一女一起出差?工厂领导耐心解释,从名额解释到技术要求,从我厂的具体技术领域解释到同行业面临的问题。话说了一笸箩,那位丈夫都认为是在帮助一对“狗男女”开脱,不依不饶,三天两头就来闹一次,我们便见识了他当年“造反”和做人的本性,也知道了苏老师在家庭中的处境。领导实在没有办法对付他的纠缠,就把问题交给我。我第一次见到苏老师的这位“救星”,听他不厌其烦地陈述和指责了四十多分钟。我看看表,说,行了,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我提一个处理方式,你看行吗?他点点头。我说,第一,把苏老师调回原车间,脱离给你造成怀疑的接触。话到此处,我就不说了。他问,还有第二呢?我说,第二就是留在技术科。他说,你不能把那个人调走吗?他指的是技术科长。我十分生气,不客气地问他,你凭什么无端指责一个你并不熟悉的同志?他说,那就给老苏换一个科室。我问他,这本来就是你心里幻想出来的事,再换一个科室不是弄假成真吗?他不说话了。
苏老师并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在专业技术领域发挥作用,她没有摸过烧杯、搅拌棒和计量天平,没有从创新的思维上对工艺进行革新和调整,只是沿袭了传统的套路。她荒废得太久了,被生活的乱麻紧紧地捆住,应该记住的全忘却了。数年后她退休,在欢送的会议上,我对她说,忘记《胡笳十八拍》吧,重新开始。然而我知道,她无法解脱,那个拯救她的人其实是禁锢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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