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钦伟 高尚君 陈国华
孔子与荣氏鼻祖荣启期畅谈“三乐”的故事,2500年来一直传唱不衰,也成为“知足常乐”之典;荣氏一世祖荣旂,自幼亲炙洙泗,从游孔子,帮助孔子删诗、赞易、序书、定礼,共维斯道与不坠,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荣氏后裔,秉承儒家文化,实业兴国救国,积德行善,扶弱济贫,兼济天下,成为一代儒商。
古之中都,今之汶上。公元前501年,孔子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制订养生送死之节。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孔子家语》)不久,被擢拔为鲁国司空,再升大司寇。这一时期,汶上境内有两位荣氏先贤与孔子有着很深的交集,在创立儒家文化思想的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孔子与荣启期
荣启期,字昌伯,春秋时期郕邑(今汶上县西北)人,被荣氏后裔尊称为“鼻祖”。他精通音律,博学多才,是春秋时期著名学者,思想很有见解。然而他没能逃脱文人才高常失意的历史规律,在政治上并不得志。看破时局而无能为力,荣启期干脆“值衰世季末,王道颓凌,遂隐居穷处,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士。
据有关资料记载,荣启期生于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595年),卒于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荣启期长孔子44岁。
战国列御寇著《列子·天瑞篇》记载: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孔子家语·六本》,也记载有这段故事。
意思是说:我的快乐太多了,数也数不完。天生万物,人最尊贵,我恰好是人,而不是牛马等等,这是第一大快乐;人间是男尊女卑,我恰好是男的,这是第二大快乐;人生在世,有的婴儿连太阳、月亮都没见到,在襁褓中就已夭亡,而我竟然已经活到了九十岁了,这是第三大快乐。贫穷是修道士的常态,死亡是人生完美的结束。我得到了人生的常态并完美地走到终点,哪里还有忧愁呢?孔子听闻后敬佩地说:“您说得好啊!您可真是一位既知足又快乐的人啊!”
孔子与荣启期畅谈“三乐”,成为后世“知足常乐”之典。荣氏后人尊称荣启期为鼻祖,称堂号为“三乐堂”。2500多年来,“三乐”文化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皇亲国戚、文人墨客,赞美“三乐风高”的诗词歌赋数百余首(篇),至今传颂不衰。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三环出土唐代“荣启期问曰答孔夫子”铜镜,构图自然、恬静、精雅,描绘了荣启期与孔子谈“三乐”的故事,被人们称之为“孔子拜师图”或简称“三乐镜”“三乐铜镜”。
荣启期“三乐”文化思想直接渗透影响着儒家思想的形成。例如,儒家“天地之性人为贵”则体现了孔子的“人本”思想,也体现了荣启期“人为贵”的文化思想。孔子遇荣启期谈“三乐”,赞赏和接受了“天生万物,唯人为贵”的思想,认为人在天地万物中最为珍贵。据记载,有一次孔子家中马棚失火,外出回家的孔子知道后,最为关注的是“伤人乎?”而“不问马”(详见《乡党》)。在当时社会,马匹十分珍贵,有“匹马束丝”换五名奴隶和三十田换四匹马的记录。孔子把马夫和驭者一视为“人”,而且只关注他们而“不问马”,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因此,孔子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的论断。在天地万物中,人最为珍贵。在197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楚墓竹简·语丛一》中记录:“夫天生百物,人为贵。”以上两则同出于孔门弟子的记录,可以相互印证。
孔子与荣启期交谈时,儒家学派尚在形成之中。对于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特别善于学习的孔子来说,必然会吸收荣启期谈话的思想精华。可以说,荣启期的人生智慧,不仅令孔子感慨不已,而且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三乐”思想的表述和人生经历中所体现出的人生哲理,与儒家人本观、生死观、贫富观都是相一致的。按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标准,荣启期无疑是一位“穷则独善其身”的典型。
孔子与荣旂
荣旂,字子祺,生于周景王三年(前542年),卒于周元王六年(前470年),终年73岁,安葬于昙山西北麓厌次岭(今汶上县白石镇昙山西北麓)。荣旂被荣氏后裔尊称为“一世祖”。
荣旂自幼即亲炙洙泗,从游孔子,帮助孔子“删诗、赞易、序书、定礼,共维斯道与不坠。”孔子去世后,庐墓三年。后回到昙山脚下,抱道自处,设帐授徒,教化后人,存心养性,成就自己完美的人生。为儒家文化的创立作出了突出贡献,名列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中。
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下诏命绘像于太学;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雩娄伯,并配享孔庙,牌位列东庑第二十位;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厌次侯;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追称先贤荣子;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下圣旨祭祀孔子七十二弟子,建祠堂于今汶上县苑庄镇演马村,并“钦赐奉祀生四员,蠲免一切差徭”;同治年间,兖州地方官员将荣氏“三乐社”与孔子“圣泽社”、孟子“亚圣社”并列,优渥有嘉。
儒家文化与荣氏后裔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儒家文化思想,是我国本土先哲总结出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滋养着国人走过2500多年,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社会、哲学,也形成了成熟的治国理政安民之道。荣氏子孙,始终继承了儒家文化思想,无论为人处世,还是经商办企业,处处事事践行着儒家文化思想。
中国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源最为深厚的部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荣氏家训内容与儒学精神的耦合,使得传统儒学借重于传统家训得到广泛传播。
荣氏十二则家训:圣谕当遵,孝悌当先,祠墓当展,族长当尊,宗族当睦,蒙养当豫,闺门当肃,礼节当知,职业当勤,节俭当崇,赋役当供,争讼当息。十二则家训,既有律己修身、读书治学、教育子女,又有睦亲齐家、出仕为官、普惠相助等,无不体现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思想。因此,荣氏家训也一直被后世所称颂。
荣子第74代孙荣熙泰,继承祖训善及社会,以“治家三身”教育后人。“以一身之余,即顾一家;一家有余,顾一族一乡,推而一县一府。皆所应为。”“尽力做事。”使之走上了企业家的道路。75代孙荣德生,继承祖训,立下荣氏家规: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此后荣氏家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既有创富之道,又有散财之道,充分展现了休养身心与服务社会,这些令人们困惑纠结的问题,在荣德生身上自然融合,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古语有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人类文明史上,无论世族大家还是普通百姓,表面上看是财富、地位、品貌、认知、格局等方面的差异,实际上从孕育开始,家庭、家教、家风便深深影响着个体发展轨迹,从内里决定着个体及家族的兴衰荣辱。纵观古今中外,世族大家、名门贵胄多以文字化的家训、家谱来铸就家族成员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与荣氏企业
近代以来,荣氏家族靠实业兴国、护国、荣国,积德行善,扶弱济贫,“达则兼济天下”,在中国乃至世界写下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荣氏家族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大改造”,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后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也无不浸透着荣氏家族的心血。第三代荣智健等人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荣家是爱国的典型代表,解放后,获得重视有加也是理所当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评价说:“从近代开始,荣家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解放后,荣毅仁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大改造,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荣家第三代荣智健等人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简介:
王钦伟 汶上县荣氏文化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汶上荣氏文化研究协会理事,原汶上县第一中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高尚君 济宁学院儒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儒学儒商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课题组副组长
陈国华 《儒学儒商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组长,济宁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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