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
又到薯香飘溢的时节。斜倚在窗边,我翻开高中毕业纪念册,春光同学的《焖薯翁》再次映入眼帘:焖薯翁,拣薪砌窑荒野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眼紧盯土窑洞……寥寥数语,生动地记载着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大田里焖薯解馋的欢乐时光。朦胧的画面里,还有一个名叫薯香的小姑娘。
我的家乡地处沂蒙山区东部,红薯是祖祖辈辈的“当家粮”。每年秋收之后,当割倒了大田的庄稼,刨出了地里的果实,原野几近空旷的时候,就是我们这帮小馋猫焖红薯、解嘴馋的最佳时节。
依照农时,彼时土地尚未耕耙,有的地块还起着垄,刚刚“放茬子”的田间地头遗留着许多小红薯,幸运的话,也能拾到个头大些的。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小伙伴们便迫不及待地相约寻找合适的焖烧“阵地”,为解馋作准备,当然,实在馋得慌了也曾逃学去过几次。记得离县城不远有座于店水库,班里有两名同学家的责任田就在大坝下方不远处,许多时候,这里便成了我们的乐土。焖红薯需要团队精神和配合意识,最好三人一组,分工很明确:一个负责砌窑、烧窑,这是个技术活,一般红薯焖熟后要多奖励一个；一个负责拾柴火、拣坷垃；一个负责寻找地里遗下的红薯。
别看拣坷垃事儿小,但这里面学问也挺大,个头要有大有小,形状相对规则,一般以能攥在手心为宜,硬度、水分要适中,既要保证高温下不粉散,又要便于烧红了能敲碎。柴火呢,既要有树叶、纸张等易燃品作为引火,又要有树枝、树根这些耐烧物持续加热,若是时间和条件允许,能收集些果木作为柴火,焖出的红薯味道更佳。红薯多是在刨剩的地里拣的,以个头小的为主,如果拣到个头大的,还要分割开,便于放在窑里焖烧。砌窑的选址很有讲究,一般选在地头的上风口,先根据红薯的多少,在地里挖一个十多厘米深的土坑,留好的窑口对着风口,然后用拣来的坷垃自下往上垒砌成金字塔形,最顶端留出一个出气孔,便于充分燃烧。一切准备停当,就可以点火了,烧窑期间可以继续寻找红薯。生着火后,我们就轮流扇风,不断加续木柴,二十分钟左右,看到坷垃的内层泛红,像火炭一样,就可以从出气孔往窑炉里填放红薯了。等放置就绪后把窑推倒,热坷垃覆盖在红薯上方,先用木棍敲碎,外层再用湿土掩埋,这样焖上半个小时,当湿土干燥,不再冒热气的时候,红薯也就焖熟了。小伙伴们眼巴巴地围坐在土窑旁,急不可耐地把窑土清理干净,扒出焖熟的红薯。大家一边啃着糯香甘甜的红薯,一边分享着各自听到的奇闻趣事。晚霞笼罩下的远山轮廓更加清晰秀美,水库里也是波光潋滟,红彤彤一片,大家互相瞅瞅尘灰满面、衣衫不整的滑稽样,不由相视而笑。这时,焖红薯的香气弥漫在田野里,每个人的口中都喷着醇香,那种淡淡的炭火味和红薯的甜蜜,至今仍在我心头萦绕。我想,这应该就是故乡深秋熟悉的味道。
记得那是一个黄昏,我正在地里寻找“目标”,遇到一个年纪六七岁、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女孩,手提一只破旧的柳条筐,寒风中,明显感觉到她孱弱的身体在瑟瑟发抖。走近一看,筐底有几个大小不均的红薯。看见我走来,她有些惊慌失措,急忙用手护住筐子。“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天快黑了,又这么冷,还不回家呀?”我关切地问。她上下打量我一番,怯怯地说:“我是起红薯时生的,叫薯香,后娘说了,要是拣不满这筐红薯,今天就不要回家吃饭了……”她的眼中浸着泪,一副可怜又无助的样子。我的鼻子一酸,连忙招呼砌窑的两个同学把找来的红薯都装进了她的筐子……薯香读懂了我们的善意,破涕为笑,露出了两颗俏皮的小虎牙。“谢谢大哥哥,俺爹还告诉我,薯香就是‘书香’的意思,等治好他的病,也让我去读书,将来和你们一样去考大学……”小姑娘一脸天真地告诉我们。望着她挎着筐子、一步三晃的背影,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虽然那天我们没能吃上烤红薯,但感觉很舒心,内心有一种助人为乐的愉悦。
中学六年,砌窑焖薯这简单而又有趣的活动,让我们一直乐此不疲,沉醉其中。但,后来没再见过薯香。我曾向村里人打听过,说是她随父亲闯东北谋生去了。屈指算来,如今她也该年近不惑了,祝愿她衣食无忧,归宿美好,书香常伴左右。
很想再约上几位发小故地重游,走进旧时光里,走进成熟而又泛着纯真的深秋,找回当年“焖薯翁”的感觉,回味那份浓郁甘醇的薯香。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岁月流过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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