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王安忆(左一)、茹志鹃(左二)、聂华苓(左三)、吴祖光(左四)在爱荷华。
《三生三世》
聂华苓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三生影像》
聂华苓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失去的金铃子》
聂华苓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明生
三生三世
1925年,聂华苓生于武汉。爷爷中过举人,是个没有留下诗的诗人。爷爷一心想做官,好不容易谋到一个知县,坐着轿子去上任,还没到衙门,辛亥革命爆发,又坐着轿子回来了。
父亲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是桂系。桂系控制武汉时,做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后来桂系被蒋介石打败,父亲逃到日租界,1935年去贵州做了专员。母亲生下聂华苓以后,才知道丈夫已有妻室儿女。她丢不下孩子,隐忍一生,于1962年去世。
聂华苓小时候遇上混战,读中学遇上抗战,读大学遇上内战。她一生都在逃:从武昌逃到汉口,从汉口逃到宜昌,从宜昌逃到重庆,从重庆逃到南京,从南京逃到北京,从北京逃到沈阳,从沈阳逃回武汉。从大陆到台湾后,她进入胡适和雷震创办的杂志做编辑。没想到逃离了战乱,没逃过政治,杂志被蒋介石查禁,她也受到监视。
聂华苓的第一任丈夫是大学同学,婚后生了两个女儿。后来她的婚姻名存实亡,美国诗人安格尔的出现,成为照进她生命的一道光。聂华苓于1964年到爱荷华,1971年与安格尔结婚。漂泊一生,终于找到幸福港湾。但造化弄人,1991年她和安格尔去波兰领国际文化贡献奖,安格尔在芝加哥机场突发心脏病,撇下她匆匆离世。
从首部短篇小说《翡翠猫》和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到自传《三生三世》,聂华苓的创作旅程长达半个多世纪。她的经历,在外人眼里是一部传奇。于她自己,则是压在心上的一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聂华苓有一个习惯,她喜欢把家里墙边、书架上都放满照片,以便随时可以见到想见的人。没有相框的照片只是随意靠着,橱柜上的是家人照片,餐厅的酒柜上是与朋友的合照,书房里也放着家人和作家们的照片,卧室床头柜上是她和安格尔的合照。一不小心照片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排排倒下,她会耐心地一张张再摆回原位。一排排摆放着的老照片,像电影放映机一样闪现着家中曾经的热闹,承载着老人的回忆。
很多事不写不快,很多话不写不安。聂华苓曾说:“创作就像运动,是一种习惯。这好比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晨跑的人,这种习惯已融入他的生活脉络。写作也是一样,想写就写,永远不会觉得累。”
在创作内容上,聂华苓对小说、对“人”表现出浓厚兴趣:“我真喜欢清清爽爽美妙的小诗。我写不出来。我太关心人了。我对人的兴趣太浓了。当然,诗也是关心人的,不过,诗到底是感性的。我所感兴趣的是人如何反映,人如何思想,人如何改变,人的心理状态,所有点点滴滴的细节。我对这些比较敏感。”
突发奇想
在“出走”与“回归”之间摇摆,在“无根”与“放逐”之间游荡。基于复杂的个人经历和在历史中遭受的诸多困境,自称有“政治冷感症”的聂华苓,后来致力于以纯文学的理念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组织文学活动。因此,“作家”之外,聂华苓还以“文学活动家”闻名。
聂华苓的丈夫安格尔,曾被总统约翰逊聘任为美国首任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并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1934年,他在爱荷华大学创办面向美国年轻作家的工作坊,在全美赢得了声望。20世纪60年代,余光中、叶维廉、白先勇、王文兴、杨牧(叶珊),曾被安格尔以“作家工作坊”的名义邀请来到爱荷华大学。但整体上,“作家工作坊”还是以美国本土作家为主。
聂华苓来到爱荷华后,一次她和安格尔泛舟爱荷华河,安格尔提起退休的打算,聂华苓突然建议:“你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
两人一拍即合。“国际写作计划”始于1967年,由夫妻两人发起,其目的是“遴选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家,邀请他们来到这里,提供他们一个理想的写作环境,通过演讲、讨论、访问、旅行等方式,来增进作家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借这个机会,使不同国家的作家相互认识、了解。”1986年时,参与计划的每位作家需花费约8000美元。这笔资金来自于安格尔和聂华苓的四处募集、爱荷华大学与美国新闻署的支持,以及作家所在国家机构的支持。
具体运行方式是,依托爱荷华大学为管理机构,于每年的9月到12月,邀请作家到爱荷华,进行为期3个月的文学文化交流。这些人中有小说家、诗人、编剧、导演,大多是在相关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文艺工作者。在爱荷华,他们“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工作当然是写作。再就是演讲、讨论、访问、旅行、聚谈。主要的目的是使作家们的文学观念、表现技巧得到一种冲击和对流。再就是帮助他们翻译他们自己的作品,和他们国家著名的古典作品或现代作品,然后拿到课堂上讨论、修改,好的作品‘国际写作计划’尽量协助出版或发表,就是不能发表,也可以增加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相了解”。
“国际写作计划”在作家的选择上是极具眼光和预见性的,曾经参加过这个计划的很多作家,都已经成为各自国家文坛的中流砥柱,甚至有很多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波兰裔美籍作家米沃什、俄罗斯犹太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中国作家莫言等。
走出国门打开视野,促使一些作家在创作上发生了转变。蒋勋去爱荷华前,曾经历与聂华苓相似的命运,因政治压力辞去教职、杂志主编工作,处在人生低谷。但爱荷华之旅使蒋勋“仿佛打开了自己的视野,从闭塞的苦闷中走出来,有了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也有了新的调整自己创作的机会”。
影响最大的要数王安忆。从爱荷华回国后,她经历了一段迷茫、自我否定、重新出发的心路历程。在给聂华苓的信中,王安忆说:“到美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是拉开距离来看中国的生活,当我刚来得及看到的时候,只看到一片陌生的情景。距离使往日熟悉的生活变陌生了,而我又不能适应这个眼光,于是便困惑起来。后来,慢慢地,适应了。再度看清了。在距离之外将陌生的又重新熟悉起来了。于是,又能写了……”
“国际写作计划”将爱荷华之名推向世界,使之成为世界文学重镇。2008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爱荷华“文学之城”称号,它成为继英国爱丁堡、澳大利亚墨尔本之后第三座世界“文学
之城”。
“中国周末”
从1978年开始,聂华苓就积极争取中国大陆作家参加“国际写作计划”。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当年9月,萧乾、毕朔望便赴美参加活动,这是1949年以后首次有中国大陆作家受中国作协派出访美。当年在爱荷华大学举办的“中国周末”,则是30年来中国大陆作家和中国港台作家第一次公开聚集在一起,颇受国内外关注。
举办“中国周末”的设想是聂华苓提出来的。她后来与非洲作家对谈时说:“我离开祖国愈久也就愈关心她的处境,可以说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我这一生,是现在这个阶段最为祖国劳心费神了。”“中国周末”虽然只举办了三届,就因经费问题中断,但它在海内外华文文坛仍影响巨大。借此平台,许多海内外华人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萧乾回国后就写了《衣阿华的启示》《美国点滴》等文章,纪念在爱荷华的日子。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正处于急需向世界打开窗口的关键时期。聂华苓主动搭建桥梁,引荐作家们出访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活动,赴美国各地演讲参观,中国作家得以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以丁玲为例,她曾在1981年10月31日,在“中国周末”发言,题为《我的生平与创作》；11月6日,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题为《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11月23日,在加拿大麦锡尔大学作了两次谈话,后整理题为《五代同堂 振兴中华》。她在这两次谈话中,非常详细地向读者们介绍了当时中国文坛还在创作的“五代”作家的组成情况和文坛现状。
此外,很多作家在美国期间开展了文学创作。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就是在爱荷华写出的,他回忆说:“我不能像古华那样干,他来爱荷华已经写了16万字,许多活动都不参加。”阿来则在爱荷华期间启动了一部有关藏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作,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的三分之一。他说:“这个学校很开放,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些虽然不都与这次写作有关,但是创作本来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对我的写作的某些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部分内容,王蒙的中篇小说《杂色》,茹志鹃的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第二部等,都是出访期间的成果。
艾青、丁玲、王蒙、茹志娟、王安忆、陈白尘、汪曾祺、吴祖光、张贤亮、冯骥才、白桦、刘宾雁、阿城、北岛、余华、刘索拉、苏童、刘恒、李锐、蒋韵、迟子建、毕飞宇、格非……参加过“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都很喜欢谈那段经历。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月,但美好的往事会相伴一生,常忆常新。可以说,“国际写作计划”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值得重点关注的现象。
对于自己的贡献,聂华苓总是很谦虚。她曾说:“我们只是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给作家们创造交流的机会,拓宽认识世界的渠道。只要能实现这个计划,我们就很知足,很高兴。”
(作者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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