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
那年我十八岁,刚刚在班主任的指导下报完高考志愿。我记得胖胖的班主任倒背着手,在拥挤燥热的教室里,笑眯眯地走来走去,注视着五十多个学生,翻阅着手头厚厚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彼此商讨着该报哪所大学。我们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决定自己的未来。
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电脑的样子,更不会网上冲浪,所以我的未来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或者班主任的指点里。我实在不知道,按我的成绩,应该报什么学校,而走出山东,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对于我这样一个出生在泰山脚下小小村庄里的女孩来说,那几乎意味着哥伦布驶向新大陆一样的壮举。没有人告诉我,我应该去哪个城市,所以我翻看着五六百个本科高校的名字,眼花缭乱中,只锁定了本省的几所师范大学。我抬头求助地看了一眼经过身边的班主任,希望他能给予一些指点。“你就报曲师大吧,保险；实在不行,就报聊师,百分百可靠。”说完这句,他笑呵呵地走开了。
班主任的这一句指点,像命运的齿轮,将我带向位于孔子故乡的曲阜师范大学——一所距离我所在村庄不过二十公里的省级重点大学,并因随手勾选的专业而被外语系录取。
于是,在知晓录取毫无悬念的那个暑假,我买了几个崭新的笔记本,坐在吱嘎作响的老式吊扇下,用钢笔开启了疯狂的写作。我还买了每页可容纳四百字的方格稿纸,将一篇只修改了一遍便定稿的作品,一笔一画地誊抄在上面。
高考结束的那天,我从校门口的报刊亭里,用省下的饭费买了一堆报纸和杂志。我记得自己一边抱着那堆散发着墨香的报刊,一边和舍友走在校园里,我们兴奋地谈论着不久的未来,也谈论着远大的理想。“等着吧,我肯定会在这上面发表作品的!”我雄心勃勃地向舍友打包票。
大学开学后的第一个月,我就将抄写好的一沓稿子一一叠好,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小心翼翼地投进校园的邮筒里。两个月后的某一天,记得是初冬的黄昏,一脸青春痘的生活委员拿着一沓信,微笑着向我走来。
那是一个盛行写信的时代,班里人人都爱生活委员,因为负责分发信件的她几乎代表着我们与整个世界沟通的媒介。于是,每逢她骄傲地举着一沓信件,推开教室门的那一刻,我就会听见自己的心怦怦乱跳。但我还不能将我投稿的事情告诉班里的同学,就连最好的舍友也不能告诉,这是我的秘密。所以我就假装在等待高中同学的来信。我几乎每个星期都给在山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好友颖写信,但即便如此,她也不知道我投稿的秘密。我要守口如瓶,直到作品发表的那一刻。
那一刻,在生活委员的大喊声中,终于揭晓。“你肯定发表了什么作品!看,这是西安寄来的杂志!”她站在我身边,底气十足地向我,也向每一位同学喊道。因为兴奋,她圆圆胖胖的小脸红扑扑的,好像喝了一杯甜美的红酒。她尖声的叫喊是炽热的、真诚的,好像要让整个世界都知道班里出了一个可以发表作品的“作家”!我因此十分喜爱她,因为那本来自有兵马俑的城市的杂志,不仅将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作品印成了铅字,还为我带来天南海北的几百封读者来信。
那篇叫做《找朋友》的处女作,早已被我忘记,刊载它的纸质样刊也早已丢失不见。我试图在网上搜索电子版,但踪迹全无。那些写十篇作品只能发表一篇却永不退缩的校园时光,就这样与面目模糊的处女作一起消失在斑驳的岁月长河之中。
(作者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教于内蒙古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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