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邂逅“故乡”
来德州之前,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不外乎教科书上“九达天衢,神京门户”的古称,以及那只在绿皮火车上飘香了上百年的德州扒鸡。作为一名来自山城重庆的异乡人,初到德州,放眼望去尽是广袤无垠的鲁北平原,没有爬不完的坡坎,没有穿城而过的两江交汇,心中难免有些许水土不服的寂寥。
直到在德城区城北的那个午后,当我走进北营村,伫立在苏禄王墓御园肃穆的神道前,看着六百多年前的石雕华表、翁仲和石兽在苍松翠柏间沉默矗立时,我才猛然发觉,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认知,曾经是多么浅薄。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响,仿佛在千里之外的异乡,找到了一份穿越时空的宁静与归属。
这是一座在中国境内独一无二的外国国王陵墓。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古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刺率三百余人访华,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受到永乐皇帝隆重接待,却在归国途中不幸病逝于德州。永乐皇帝以王礼厚葬于此,这位异邦君王便永远留在了运河之畔,成为中菲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更令人动容的是,东王王妃与两位王子自愿留居德州守墓,六百多年繁衍生息,形成如今温、安二姓守陵村落,这份跨越国界的忠诚与守望,早已融进了这片土地的骨血之中。
对于我一个重庆人来说,这种文化上的包容与奇遇感,其实并不完全陌生。抗战时期,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曾敞开胸怀接纳了无数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而德州,早在六百多年前,就以更加磅礴的胸襟,为一位异邦君王提供了永久的安息之所,将一块远方的土地,变成了后裔眼中真正的故乡。这种“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豁达,是天下所有异乡人心中共通的温暖。
走出苏禄王墓,沿着古运河的脉络行走,这种因开放而包容、因融合而多元的文化特质,在德州表现得愈发浓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南运河德州段,拥有大运河沿线城市中唯一保存最好、最具原生态的古河道风貌。隋唐时期的永济渠血脉在此流淌,明代“三弯抵一闸”的水利智慧至今可见,“九曲十八弯”的河段在这里盘旋了上千年。
在德州学院附近的黑陶工坊里,我近距离端详着那“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蛋壳陶。匠人告诉我,这是四千多年前龙山文化的巅峰之作,曾随着历史长河失传数千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却在德州率先复活,如今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曾辉煌又沉寂的古老技艺,在德州工匠手中重获新生——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守望。
漫步在运河边的老街上,德州扒鸡的香气随风飘来。康熙皇帝曾御封其为“神州一奇”,如今这家始于1692年的中华老字号,正以每年1.2亿只的销量演绎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运河时代的漕运码头,到铁路时代的站台记忆,再到如今远销海外的中国味道,一只扒鸡的传奇,同样写满了包容与变通,与德州这座城市的历史一脉相承。
长河无声,观澜有意。作为一个寄居在此的异乡人,我在德州感受到的,不仅是厚重的历史与斑斓的文化,更是一种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界限的宽容与守望。一条河可以成为友谊的纽带,一座城可以成为异乡人的归宿,一份情可以跨越山海延续六百多年。从山城到平原,从长江之畔到运河之滨,让我懂得:所谓故乡,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颗能够包容、安放所有漂泊灵魂的柔软之心。
我想,这便是德州给一个异乡人最慷慨的馈赠。
“爸,咱村还有青蛙不?我怎么没听到过青蛙叫呢?”
前几天带儿子回李庙村,车刚进村口,他趴在车窗上往外看,冷不丁扭头问我这么一句。我愣了一下,没接上话。
我生在1976年。那会儿的临邑临南李庙村,别的不好说,沟塘是真多——西头俩,南场院边上更是连成片,北洼地里也不少。村头河坝上种着成排的老槐树,一到夏天,满树槐花开得白花花的,那香气,半条街都能闻到。到了晚上,你就听吧,蛙鸣声能从傍晚一直响到天亮。
小时候的事,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似的。
放学书包一撂就没影了。割草是正事,家里喂着羊呢。可孩子们凑一块儿,正事儿也就干成了副业。草割得差不多了,不知道谁喊一嗓子:“逮蚂蚱去!”好家伙,呼啦一下就全钻草丛里了。有一回建国逮着个“蹬倒山”——那种大蚂蚱,又绿又壮,后腿老粗了。他捏着蚂蚱身子,让那两条腿蹬他手心,痒得他嘎嘎笑,我们跟着笑成一团。
村南边那几个塘,是我们夏天扎堆的地方。打水仗、摘莲蓬,甭提多热闹了。凫水过去摘莲蓬,回来掰开分着吃,莲子清甜清甜的。村头河坝上的槐树也是我们的乐园,槐花开的时候,一个个跟猴子似的爬到树上,骑在枝丫间,捋一把槐花就往嘴里塞,甜丝丝的,满嘴清香。大人看见了就在底下喊:“下来!摔着喽!”我们嘴上答应着,手可没停,还得再捋几把装兜里。
野炊更是拿手好戏。从家偷摸带出半盒火柴,在地里刨几块红薯,掰几穗青玉米,找几块土坷垃垒个灶就烧。红薯烧得外头焦黑里头半生,玉米烤得一半糊了一半还硬,可那个香啊,现在想起来都流口水。有时候运气好,能从塘边摸到鲫鱼,用柳条串了架在火上烤。盐都没有,就那么撕着吃,可那时候觉得,这世上就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
太阳一落山,各家大人开始扯着嗓子喊孩子回家吃饭,蛙鸣声也就跟着起来了。先是零星的几声,“呱——呱——”,好像在试嗓子。不一会儿就热闹开了,东边的塘、西边的沟、南边的洼子,连成一片,整个村子都被这声音给裹住了。
说到蛙鸣,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睡不着的夏夜。跑到院里铺个凉席躺着,头顶是满天星斗,耳边是此起彼伏的蛙鸣,风一阵一阵吹过来,凉丝丝的,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后来我去外头念书、工作,回村的次数越来越少。村子也变了,那些沟塘,填的填,干的干。村西头的塘早没了,上面盖了新房、种了树；南洼地那几片水洼子,也都成了庄稼地和蔬菜大棚。河坝上那排老槐树,更是砍的砍、枯的枯,没剩下几棵了。
前几年夏天回来,我还特意在村里转了一圈,想再听听那蛙声。一晚上,就听见几声,零落的、怯怯的,叫两声就没动静了。我问叔叔,蛙怎么这么少了?叔叔蹲在门槛上抽旱烟,叹了口气:“沟塘都没了,农药用得又多,蛤蟆哪还活得下去。”我也没再吭声。
儿子这么一问,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他从小在城里长大,偶尔回村也是过年过节,夏天几乎没回来过,难怪没听过蛙叫。我跟他说:“有,就是少了,夏天晚上能听见。”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说起来也巧,去年我在临邑一个公园里,还真听见了蛙声。那天傍晚刚下过雨,人工湖边传出一阵蛙鸣。我站在那儿听了老半天,那声音跟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心里一下子踏实了不少。
那天晚上,我带着儿子在村外走了走。月亮挺亮,照得麦地白花花的。我们走到麦地头那排杨树底下,等了五六分钟。“呱——呱——”几声蛙鸣从麦地深处传过来。儿子高兴坏了,拽着我的手压着嗓子喊:“爸!我听见了!”
蹲下来,让他安安静静听一会儿。月光底下,那几声蛙鸣断断续续的。可我听着,就是小时候那个声音,一点都没变。
回来的路上,我跟儿子讲我小时候那些事儿——沟塘、蚂蚱、槐花、莲蓬,他听得入神,时不时问上几句。我忽然觉得,有些东西虽然远了,但只要还有人记着,就不算真没了。
就是不知道,等我儿子有了孩子,还能不能在老家的夜里,听见那一片蛙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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