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军
父亲和母亲,都是去年走的。
依着旧俗,头三年的清明祭扫要赶在正日之前,于是我提前一周多去为他们扫墓。墓前摆置的全是他们生前喜欢的吃食:父亲爱吃的花生酥,母亲爱吃的桂花糕。临近清明,我仍然止不住思念他们。
父亲走时,石榴花开得正盛。一树一树火红的花,像无数盏燃着的灯笼,把6月的天都烧亮了。他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临走那天,还念叨着要给院里的牡丹追肥。那天恰好是父亲节,他让我陪了一个多小时。他的手瘦极了,握在我掌心里,轻得像一片快要飘走的叶子。我已记不清当时有没有祝他节日快乐——这个疏忽,像一粒种子,在往后的日子里长成一棵带刺的树……
父亲走后8个月,母亲也离开了。朋友们安慰我:母亲这是对我完全放心,就急着去陪父亲了。父亲走后,母亲的世界便缺了一角。她从不说什么,只是常常坐在窗前出神,目光穿过玻璃,定格到老宅的某个角落——那里有石榴树,有牡丹花,有他们六十年相守的岁月。
1965年农历七月十七,他们相识。从青春到白发,从物资匮乏的年代到渐趋丰盈的日子,他们携手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他们很少说什么动听的话,却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用最朴素的方式活成了“相依为命”本身。父亲走后,那份深如瀚海的思念便成了母亲心头的底色。我们看得见,却无法为她拂去——那是她此生最重的情分,她不舍得放下。
如今,他们终于又在一起了。我相信母亲并非独自远行,而是去赴一场等待已久的重逢。
可我还是止不住想他们。想父亲弯腰给牡丹培土时,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想母亲坐在窗前,把一缕白发慢慢掖到耳后的样子。春风从墓前拂过,我总觉得那是他们的手,轻轻落在我肩上。他们说不出话了,可我听得见——在每一阵风里,在每一次心跳里。思念像这清明的雨,细细的,密密的,落下来时不声不响,却润湿了整片天地。
这雨,从古至今,就这样落着,落在我的肩头,也落进他们曾经牵着我走过的每一条路里。我在这份潮湿里站了很久,明白了“清明”为何要选在春天——万物生发的时候,偏偏要我们去面对逝去。父母走后的这些日子,我渐渐懂得,思念原来不是悲伤,是他们留给我的另一种陪伴。父亲教会我弯腰培土时的那份耐心,母亲教会我坐在窗前守望的那份温柔,都还在我身上好好地活着。我常常想,所谓“放下”,不是忘了他们,而是把他们从沉甸甸的遗憾里,轻轻捧到日光照着的地方。他们用一生教我如何好好活,如今就连离去,也是在教我如何好好地思念。清明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遗产,沉沉的,柔柔的,让我们在悼念的时刻,从忙碌里暂且抽身,想一想生死,想一想爱——然后带着他们给过我的那些暖,继续往前走。
暮霭袅袅升起,散入无边的春色。我忽然想起父亲惦记的老宅里的牡丹花,想起母亲窗前望不到尽头的目光。他们不在了,却又无处不在——在石榴花开的每一个夏天,在清明时节的每一场细雨中。
这人间,从此处处是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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