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红杰

    不“分好蛋糕”，不仅使“做大的蛋糕”可能成为一块“无效”的蛋糕，而且将直接造成继续“做大蛋糕”的动力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大蛋糕”十分重要，“分好蛋糕”同样重要。

    他祖籍山东，身在海南，却放眼全国。他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见长，使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这个位于海南的学术机构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改革研究的重要基地。他，就是被称为改革智囊的迟福林。12日，迟福林将做客齐鲁大讲坛，为读者做主题为“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演讲。讲座前夕，本报记者对迟福林进行了采访。

    内需严重不足催生第二次改革

    齐鲁晚报:您最新的力作是2009年出版的《第二次改革》。请问，您为什么提出第二次改革这个大判断?

    迟福林:谢谢你的关注。第二次改革是从当前到未来的一个时期，我国开始进入到发展型的新阶段，生产力已经得到极大释放，面临的是内需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促进人的自身发展成为改革的主要挑战，基本目标是建设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基础。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目标，需要推进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等在内的结构性改革。

    齐鲁晚报:第二次改革的背景、主线是什么?

    迟福林:从中长期趋势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将萎缩，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需求结构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需求向公共产品需求升级。无论从外部形势还是内部因素来看，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与第一次改革不同，第二次改革的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变，目标是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实现民富国强。

    推进城市化有利于促进消费

    齐鲁晚报:您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十二五”?

    迟福林:“十二五”是我国下一个30年改革发展的起步五年，也是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的关键五年。在出口导向模式不可持续、投资主导不可持续的特定背景下，“十二五”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出路在于加快推进相关改革，使消费成为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动力。

    齐鲁晚报:政府可通过哪些方面来促进消费呢?

    迟福林:推进城市化。城市化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若能使城市化率从当前的47%提高到60%左右，将为扩大内需提供巨大的支撑。“十二五”亟需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打破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可纳入“十二五”规划

    齐鲁晚报:您提到了城乡二元化，这让我想到了农民工，您认为应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

    迟福林: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将2.3亿大群体的潜在消费变成现实需求。为此，我建议把“农民工市民化”纳入“十二五”发展规划中。

    首先就是明确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政府的公共职责。在这个基础上，明确把政府土地收益的一部分用于解决农民工基本住房保障问题。政府还应重点保障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同时，完善由城市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共享的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管理制度和机制。

    从实践来看，发达地区有望率先取得突破。长三角、珠三角是农民工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估计在2～3年内会有一定的突破。

    扩大消费亟需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齐鲁晚报:扩大消费意味着民众兜里要有钱。最近有媒体称，2011年中国工资水平要上涨，您如何看待这一声音?

    迟福林:这是一个涉及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性问题，即分配制度改革。我的看法是，我国已进入的关键阶段。

    近几年，总体上看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比如，城乡、行业、不同社会群体间;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居民收入占比也不断下降。这些因素导致的深远影响使当前我国“做大蛋糕”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

    30年前，“做大蛋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素短缺，尤其是资本短缺。当前，“做大蛋糕”仍然有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但能否“分好蛋糕”成为“做大蛋糕”的主要约束条件。

    从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情况看，当前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这包括行政体制、财税体制、社会福利体制等。其中，关键取决于“十二五”时期能够有效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能否实质性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迟福林如是说

    ●“十二五”期间中国应“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并建议将此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政府转型的约束性指标。

    ●建议“十二五”期间明确规定50%的土地收益要用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住房保障。

    ●要从国富发展优先转向民富发展优先，这是解决内生增长动力与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