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王帅军 图/本报记者 戴伟

    随着天气的转凉，在“中华蟋蟀第—县”宁津，蛐蛐的捕捉收购也进入“蛰伏期”。8月29日，是宁津县柴胡店镇五日—次的大集。街口的蛐蛐市场，沿马路两边排出几公里长。十里八乡的村民，在路边摆出—个个蛐蛐罐，有“大老板”模样的人走过，就热情地招呼他们来看看。

    此时，宁津—年—度的蛐蛐盛会已接近尾声，南来北往的寻虫客大多已经装满行囊，准备离开。—只小虫子，成就了宁津“中华蟋蟀第—县”的美名，而在这种延续了数十年的繁荣背后，宁津蛐蛐产业的隐忧也逐渐清晰起来。

    捉虫人>>—只好虫抵过十亩庄稼

    8月28日晚上8点，住在尤集街上的肖林松穿上一身迷彩服，拿上矿灯，后座绑上装蛐蛐的编织箱，跨上摩托离开了家门。在街口，跟另外几辆装备差不多的摩托会合，一句话不用说，就出发了。

    他们要去逮蛐蛐。记者跟着他们穿越街道，走过公路，随后又在田间小路上走了很久，才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离尤集足有二三十公里。他们去的地方，对外人是严格保密的。“现在大家都逮蛐蛐，近处的都逮完了，找到个出好蛐蛐的地方不容易，告诉别人就都来逮了。”一位捉虫人说。

    漆黑漆黑的玉米地里，有星星点点的光，这就是捉虫人在找蛐蛐。在尤集，个个都算半个行家，听蛐蛐的叫声就能辨别质量好坏。如果听到一只好虫子，它却迟迟不出来，捉虫人就要在边上耗上大半天，甚至是买瓶啤酒、几个馒头守上好几天。

    “今年身价最高的一只蛐蛐卖了一万四，卖到四五千一只的就更多了，抵得过种十亩庄稼。”尤集当地的一个蛐蛐贩子说。在尤集街口，记者遇到的一位蒋姓村民就刚刚以四千元的价格卖出了一只蛐蛐，说起这事，他满脸喜色，“在地里蹲了一夜没白蹲。”

    在宁津，一般家庭都是男子出去逮蛐蛐，逮来的蛐蛐由妇女拿到集市上出售。但一些质量上乘的虫子，往往在拿到集市之前就被消息灵通的买家给盯上了。

    “为了买到好虫子，很多买家都住到了农户家里。村里谁家逮到一只，就第一时间赶过去看，看好了就不撒手。”一位来自北京的寻虫客说。

    寻虫客>>—听见蛐蛐叫就兴奋

    65岁的老薛，居住在上海市杨浦区，今年是第15次来到宁津尤集。

    在南来北往的寻虫客中，老薛颇有名气，也经常被请来鉴定蛐蛐的质量。对于自己在这个行业的名气，老薛有点得意。“我看虫子准。我收到的虫子，价格最低，质量最好。”老薛笑呵呵地说。

    1996年，老薛第一次来到尤集，那时上海人已经占到了寻虫客中的多数。上海的蛐蛐爱好者口口相传，宁津土质独特，出产的蛐蛐好斗、厉害。“我们当地的媒体在当时有一个报道，说每年上海人有40-50万人次北上寻虫，以每个人消费3000元算，这些人要花掉十多个亿啊，相当于每年送出去一座杨浦大桥。”

    老薛说，玩蛐蛐是从小就有的爱好，对于蛐蛐爱好者来说，虫一叫，跟着就兴奋起来了。“就是正在谈恋爱的小伙子，这个时候都得停下，没有比虫子更大的事了。”对于他们来说，错过一只好虫能懊悔上好几年。

    28日下午在尤集街上碰上老薛的时候，他刚刚跟同来的一位好兄弟吵了架，那人赌气提前返回上海了。起因就是一只蛐蛐，“一只很好的虫子，让他去买，他迟了一步，结果让人家用400块买走了。我说他嘛，他就不愿意了，提前回去了。”老薛说。

    跟老薛同来的还有一位60多岁的上海人，老薛悄悄地说，这位老人身家过亿，每年也都会到宁津来收虫。“我们啊，纯粹就是为了玩啦。一些年轻人，收回去可能会是赌钱，这也是有的。”老薛说。

    虫产业>>比过年还热闹的45天

    对于尤集这个集市而言，7月底到9月初，这一个半月是最繁荣的时候。

    “这45天比过年还热闹，上海的、北京的、天津的，大老板们都集中到这里。别的时间在街上看不到这么多人，也看不到这么多好车。”8月28日，尤集街上的司机老徐一边抽烟，一边感叹说。他原在宁津县城一家公司开车，因为伤病回到了家中，每年这个季节，就给一些寻虫客开车。

    在尤集，尤国森的东方酒家在寻虫客中知名度很高，很多人每年这个季节都来这里住宿。实际上，这个酒家每年也就营业一个多月。“到了7月底，老顾客们开始来尤集了，我就开张。到了9月初，收虫子的都走了，酒店就关张，我干其他的。”尤国森说。

    东方酒家处在尤集街的十字路口，南来北往卖虫子的人都会从这里经过。寻虫客就在门前找把椅子坐下，提着提篮出售蛐蛐的乡民，就会把蛐蛐罐送到他们面前，请他们鉴赏挑选，从早晨开始，一只到天黑了才结束。

    这么多人在这里吃、住，一个多月下来，收入也颇为可观，照尤国森的话说，就是“有点效益”。像这样只在捕虫季节才营业的酒店，在尤集街上有很多。“撤乡建镇以后，尤集其实就是个普通的村子了，平时很少有生人来。”尤国森说。

    在合作多年之后，尤国森对于很多熟客的情况非常清楚，谁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喜欢什么样的虫子，他都记在心里。29日早上，几位一块来的北京寻虫客就要离开了。尤国森说，这帮人每年都是周五来，周日走，只在这里呆三天。

    尤国森站在门口，这些寻虫客坐上自己开来的两辆越野车，挥挥手，说声“明年见”，出发了。

    隐忧>>寻虫客转投河南、河北

    宁津号称“中华蟋蟀第一县”，久负盛名。然而，繁荣的蛐蛐产业背后，宁津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来自上海的小俞，今年8月又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宁津。在这里呆了10天，收购了12只蛐蛐，此行一共花了7000块钱。他觉得，这样的成绩让他有点小小的失望。“宁津的好蛐蛐不多了。”他感叹说。

    在小俞下乡搜购蛐蛐的时候，一个明显的感觉是，遇到的“白虫”越来越多了。“白虫”是行话，指的是那些人工养殖的蛐蛐，个头挺大但野性不够，在比赛的时候不堪一击。

    “这样的白虫，有时候能蒙过行家的。大家都知道宁津的蛐蛐好，但好蛐蛐又不好逮，就有人投机取巧，从外地买这种白虫过来，冒充宁津蛐蛐卖个好价钱。”小俞说。这样的看法，基本上也得到了外地寻虫客的一致认同。

    在小俞看来，宁津蛐蛐数量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性别比例失调。“很多母蛐蛐，都被捉来卖掉了，价格嘛很便宜，两三毛钱一只。但母蛐蛐卖得多了，来年小蛐蛐自然就少了呀。”

    因为蛐蛐产业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并无有效地发展引导。于是，在宁津寻虫客的口中，几个外地地名开始频繁出现:河南延津，河北邯郸。以小俞为例，他们的寻虫团队，四人去了河南延津，四人去了河北邯郸，来宁津的则只有两个人。这样的人员分配方案，在寻虫团队中几乎很普遍。

    “那边的蛐蛐刚刚兴起，质量好，没有这么多白虫。一样都是出来十多天，去河南的哥们给我打电话，说收了很多好蛐蛐，比这边强多了。”小俞说，明年或许他就不来宁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