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妆束:大唐女儿行》(第二版)
左丘萌 著
末春 绘
清华大学出版社
□左丘萌
开元初期
初即位的唐玄宗厉行节俭,甚至不惜先拿后宫开刀,寻出宫中的珍奇衣物焚烧于殿前,禁止后妃服珠玉锦绣；紧接着又要求天下百姓将旧有的锦绣染黑,不许再制作珠玉首饰、锦绣衣物,甚至官营的织锦坊也被关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女子的妆束风格发展略显停滞,过去张扬华丽的衣裙时尚也有所收敛。
开元初的十几年间,女子身型仍接近武则天时代风貌,以肌肤白皙、身材颀长为美,如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命高力士为太子忠王李亨选妃,标准仍是“细长洁白”。妆束风格与前一时期相比变化不大,女子头上或挽团形小髻,或另饰如惊鹄翅翼般高耸的义髻；面上花钿变得愈加小巧；着微露胸的弧领式窄袖上衣,细条间裙或是显露在外,或是藏在单色袴裙之内；腰上也可另系陌腹。
对照同时期染织丝绸实物,可知在华丽织锦、刺绣被明令禁止的背景之下,人们改用绘画或印染等方式,在丝绸上制作出同样绚丽的图纹。传说当时玄宗命后宫女子使用直接绘制纹样的帔帛,名为“画帛”；还有一种特殊的染色工艺“夹缬”在此时创制,据说是玄宗时柳婕妤之妹发明,方式是以二板镂出同样的图案花纹,将丝绸夹在其中加以染制；又可施以二三重染色,染毕解板,花纹左右相对,色彩多样,不逊织锦,且质地轻薄。
数年过去,大约朝廷禁令有所松弛,大唐女子的妆束时尚又是一番新貌:织物方面出现了直接以织造方式制出带有晕染效果的彩色细长竖纹的“晕 (jiàn)”,可用以制作裤装,也可制作间裙。它省略了原先间裙繁琐的窄条拼缝工艺,直接以宽片拼缝,却能显出窄间色纹——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105号墓出土的一腰八彩织金晕裙,裙料以八色丝线织出条纹,上又以金色丝线显出四瓣小花。由同墓出土文书可以推知,这座墓葬年代大约在开元九年(721年)后不久。墓中还出土了保存基本完好的花缬纹橙色帔子、狩猎纹绿纱裙片,虽并不算完整,但可参照同时期形象加以推测组合复原。
开元中期
经过玄宗多年的励精图治,迎来了大唐国力富强的“开元盛世”。开元中期以来,女子身型渐显丰腴,但仍以秾纤合度为好尚。她们具体的妆束多有变动:脸畔鬓发被整齐地梳起并虚虚撑宽,发髻结在额顶呈低垂之状,应是当时流行的“倭堕髻”；妆面柔美,眼角淡淡晕开红粉,大约是唐人记载中所谓的“桃花妆”；额间脸畔又施以秾丽的花钿与斜红。
哪怕有天下不得织锦的禁令在,开元时尚女性仍大胆地阳奉阴违,将织锦裁制、质地硬挺的背子藏入外衣之下,在两肩衬起宽阔的轮廓；这时流行的长裙多用单色裙片拼缝,裙片上端略加收褶,穿着时裙带高束于胸间,呈现裙身中部蓬起、裙裾自然收缩的状态。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约绘制于开元中期的几扇美人绢画屏风将当时的女子妆束时尚显示得最为清晰。虽屏风出土时已残碎成无规律的数片,却仍可大致拼合出几个完整的故事场景:一扇屏风为游春图景,一树盛开的杏花之下,一位青衣紫裙的美人由男装少女搀扶,面上贴花钿,绘斜红；衣裙上有各式折枝小花草,纹样大约反映着方始流行但尚不繁复的新巧夹缬工艺；另一绿衣红裙者手执团扇紧随其后。而另一扇屏风上为梳妆情景,梳妆美人已残缺,左侧有一男装少女作捧镜状、一红衣妇人手执一朵装饰金钿的假髻。
有一幅绘制时代约开元二十年(732年)前后、出自吐鲁番的纸本美人画,画面左侧墨书题字一行:“九娘语:四姊,儿初学画。四姊忆念儿,即看。”可知这是昔日九娘将自身模样凝定入画,寄与四姊作为念想。应浓应淡、宜短宜长,总是女儿自身最知,于是我们便可得到一个当时衣妆好尚的标准样貌。
开元末天宝初
大约是在绮靡盛世的光景里耽于享乐,开元后期女性妆束的审美愈加往丰满宽松发展。直到这时,今人所熟知的唐人“以胖为美”的风貌才得以形成:鬓发蓬松梳开撑起在脸畔,后发松垂至颈肩处才上挽至顶结成尖尖小髻；圆如满月的脸上浓晕阔眉与红妆；宽松的衣裙上满布折枝或簇状的花叶纹饰。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的考古发掘中有数件该时期的服饰实物,其中227号墓出土服饰保存较全,可作组合推测复原。上衣为一件彩绘白绢衣,袖为宽松筒状的直袖,其上绘制花枝、鹦鹉衔葡萄、流云等纹饰；裙装也较前一时期更为宽松,其制作往往是用全幅面料拼缝成片,再在腰部打上褶裥压一段裙腰。虽然这座墓中裙装残损较甚,但同时期风格的裙装实物又有日本正仓院南仓所藏可作参照补足。这类宽松的裙式在当时甚至引出一段韵事:长安城中士女游春寻芳,遇着名花需围起帷幄坐下赏花宴乐时,往往弃帷幕不用,而是由女子解下长裙挂在插起的帐杆上作为屏障,这种以多身长裙相连围起的屏障名为“裙幄”。
天宝年间
在随后的天宝年间,风靡长安的妆束时尚在一味追求阔大宽松的开元末式样基础上又有所演进,众位贵妇人以种种巧思使衣妆的细节更加精巧。
程式化的典雅娴静之外,是基于杨贵妃得宠时在宫中引领的诸般韵事做出的种种巧妙变易:发式除了杨贵妃所喜爱的高大义髻,又有将小髻偏梳于一侧的“ (duǒ)子”；天宝初年女性追求夸张的阔眉浓妆,杨贵妃用色如桃花的红粉涂面,夏日里流出的汗水也因和入脂粉变得红腻多香；这类浓妆到天宝后期,逐渐被更为温柔的“芙蓉如面柳如眉”所取代；更有所谓“白妆黑眉”的妆样；宫中嫔妃还创制了施素粉于两颊的啼妆。
当时的女衣虽袖根依然宽松,袖口却略有收小,衣襟也裁得短窄；衣裙色彩以杨贵妃喜爱的紫、黄最为时兴；高束胸间的长裙泻下,裙脚以小头鞋履勾起。白居易《上阳白发人》称“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可知这般风尚一直持续到天宝末年。
秾丽之容与丰艳之躯,往往要用轻薄如云烟的纱罗来衬。唐人李亢《独异志》中记有这样一则故事:“玄宗偶与宁王博,召太真妃立观,俄而风冒妃帔,覆乐人贺怀智巾帻,香气馥郁不灭。后幸蜀归,怀智以其巾进于上,上执之潸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时,西国有献香三丸,赐太真,谓之瑞龙脑。”——在盛唐的某年夏日,玄宗与宁王的一次对弈中,冷冽的异国之香借着贵妃那因风偶然拂起的领巾,留驻在一侧乐人贺怀智的头巾之上,甚至多年后玄宗还能以这顶头巾上所留的余香思人。风可将领巾吹起,它自是以轻薄的纱罗制成。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绘于天宝初年的观棋仕女屏风绢画,画中女子肩上搭着的均是透明的长帔,两相对照,情景了然。
(本文摘选自《中国妆束:大唐女儿行》,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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